這篇文章《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主要傳達了以下關鍵思想和目的:

經濟建設與革命戰爭密不可分: 毛澤東在這篇報告中強調了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指出革命戰爭的勝利需要物質基礎的保障,經濟建設與革命戰爭是密切相關的。紅軍要打贏敵人的“圍剿”,必須通過開展經濟建設來保障供給和支持。毛澤東批評了認為戰爭環境中不應進行經濟建設的觀點,認為這種觀點是極端錯誤的,甚至會削弱戰爭的力量。經濟建設能夠改善群眾生活,從而激發他們參與革命的積極性,為革命戰爭提供更多的支持。

經濟建設是為了保障人民生活、動員群眾參加革命: 經濟建設的目的不僅是為了保障戰爭所需的物質供給,更是為了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條件。通過保障糧食供應、降低生活成本,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進一步激發他們支持革命的積極性。毛澤東提到,必須解決經濟封鎖和奸商剝削等問題,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產,調劑糧食,使紅區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這不僅有助於保障紅軍的後勤供給,也使人民群眾更加願意參與到革命事業中。

經濟建設是革命鬥爭的一部分: 毛澤東指出,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是圍繞革命戰爭展開的,不是獨立於戰爭的“和平事業”。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後,經濟建設才能成為一切任務的中心。因此,經濟建設是為革命戰爭服務的,是革命鬥爭的一部分,而非脫離戰爭的獨立工作。

必須開展經濟戰線的運動,反對官僚主義: 毛澤東提出,要開展經濟戰線的運動,動員廣大群眾參與經濟建設,特別是通過合作社運動、糧食調劑等方式來推動經濟發展。他要求各級政府部門把經濟建設放在議事日程上,推動群眾團體參與經濟建設。同時,他反對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強調要以群眾化的方式來動員群眾,避免命令主義和官僚主義。經濟建設需要依靠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共同努力,不能依靠行政命令來推動。

經濟建設需要正確的工作方式和大量幹部: 毛澤東指出,經濟建設需要正確的領導方式和有效的工作方法,並且需要大量的幹部參與。經濟建設是廣大群眾的事業,政府工作人員必須通過組織群眾大會和推動工會、貧農團等團體來動員群眾積極參與到經濟建設中去。同時,毛澤東也強調了幹部的培養和組織,認為在革命鬥爭中湧現出的群眾中有大量的幹部,應合理利用這些幹部來推動經濟建設。

總結來說,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強調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批評那些認為戰爭環境中不應進行經濟建設的觀點,明確經濟建設是為革命戰爭服務的,是革命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號召各級政府和廣大群眾要動員起來,開展經濟戰線的運動,保障紅軍的供給,改善群眾的生活,從而為革命戰爭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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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注意經濟工作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 這是毛澤東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召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所作的報告的一部分。

  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為什麼?現在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應當為著革命戰爭的勝利,首先是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1]的戰爭的徹底勝利;為著爭取物質上的條件去保障紅軍的給養和供給;為著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由此更加激發人民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積極性;為著在經濟戰線上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並且教育他們,使戰爭得著新的群眾力量;為著從經濟建設去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去鞏固工農民主專政,去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為著這一切,就需要進行經濟方面的建設工作。這是每個革命工作人員必須認識清楚的。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裡還有閒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後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同志們,這些意見是不對的。抱著這些意見的同志,他們不瞭解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你們看,敵人在進行經濟封鎖,奸商和反動派在破壞我們的金融和商業,我們紅色區域的對外貿易,受到極大的妨礙。我們如果不把這些困難克服,革命戰爭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響嗎?鹽很貴,有時買不到。穀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貴得厲害。這些情形,立即影響到工農的生活,使工農生活不能改良。這不是要影響到工農聯盟這一個基本路線嗎?工農群眾如果對於他們的生活發生不滿意,這不是要影響到我們的擴大紅軍、動員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工作嗎?所以,這種以為革命戰爭的環境不應該進行經濟建設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有這種意見的人,也常說一切應服從戰爭,他們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經濟建設,這就不是服從戰爭,而是削弱戰爭。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才能順利地開展我們軍事上的進攻,給敵人的“圍剿”以有力的打擊;才能使我們有力量去擴大紅軍,把我們的戰線開展到幾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們的紅軍毫無顧慮地在將來順利的條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們的紅軍減少自己找給養的這一部分工作,專心一意去打敵人;也才能使我們的廣大群眾都得到生活上的相當的滿足,而更加高興地去當紅軍,去做各項革命工作。必須這樣幹才叫做服從戰爭。現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員中,還有許多人不明了經濟建設工作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還有許多地方政府沒有著重討論經濟建設的問題。各地政府的國民經濟部的組織還不健全,有些連部長還沒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較差的人去湊數。合作社的發展還只在開始的階段,調劑糧食的工作也還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來。各地還沒有把經濟建設這個任務宣傳到廣大群眾中去(這是十分緊要的),還沒有在群眾中造成為著經濟建設而鬥爭的熱烈的空氣。這些情形,都是由於忽視經濟建設的重要性而來的。我們一定要經過同志們在這次會議上的討論和會後回去的傳達,在全體政府工作人員中,在廣大工農群眾中,造成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的空氣。要大家懂得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銷經濟建設公債,發展合作社運動,普遍建設穀倉,建設備荒倉。每個縣要設立一個糧食調劑分局,重要的區,重要的圩場[2],要設糧食調劑支局。一方面要使我們的糧食,在紅色區域內由有餘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買不到,有的地方價格過低,有的地方價格又過高;一方面要把我區多餘的糧食,有計劃地(不是無限制地)運輸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間剝削,從白區購買必需品進來。大家要努力去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多造農具,多產石灰,使明年的收穫增多,恢復鎢砂、木頭、樟腦、紙張、煙葉、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產過去的產量,並把它們大批地輸出到白區去。
  從出入口貿易的數量來看,我們第一個大宗出口是糧食。每年大約有三百萬擔穀子出口,三百萬群眾中每人平均輸出一擔穀交換必需品進來,不會是更少的吧。這筆生意是什麼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這中間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去年萬安、泰和兩縣的農民五角錢一擔谷賣給商人,而商人運到贛州賣四塊錢一擔,賺去了七倍。又看三百萬群眾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萬塊錢的鹽,要穿差不多六百萬塊錢的布。這一千五百萬元鹽、布的進口,過去不消說都是商人在那裡做的,我們沒有去管過。商人在這中間的剝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縣買鹽,一塊錢七斤,運到我區,一塊錢賣十二兩。這不是嚇死人的剝削嗎?像這樣的事情,我們再不能不管了,以後是一定要管起來。我們的對外貿易局在這方面要盡很大的努力。
  三百萬元經濟建設公債的發行怎樣使用呢?我們打算這樣使用:一百萬供給紅軍作戰費,兩百萬借給合作社、糧食調劑局、對外貿易局做本錢。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發展生產,大部分用去發展出入口貿易。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展生產,並且要使生產品出口賣得適當的價錢,又從白區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群眾,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制商人的剝削。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
  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鬥爭。但是我們問一問,這個任務在激烈的戰爭環境內,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是能完成的。我們並不是說要修一條鐵路通龍岩,暫時也不是說要修一條汽車道通贛州。我們不是說糧食完全專賣,也不是說一千五百萬元鹽布生意都由政府經管不准商人插手。我們不是這樣說,也不是這樣做的。我們說的做的,是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產,輸出糧食和鎢砂,輸入食鹽和布匹,暫時從兩百萬資金再加上群眾的股本做起。這些是不應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嗎?這些工作我們已經開始做了,並且已經做出了成績。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過了增加兩成秋收的預計。手工業方面,農具和石灰的生產在恢復過程中,鎢砂的生產開始恢復。煙、紙和木頭的生產也開始有了點生氣。糧食調劑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績。食鹽入口也開始有部分的工作了。這些成績,就是我們堅信將來能夠發展的基礎。人們說要到戰爭完結了才能進行經濟建設,而在現在則是不可能的,這不是明顯的錯誤觀點嗎?
  因此也就明白,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為著它的,是環繞著它的,是服從於它的。那種以為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觀點。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後,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在國內戰爭中企圖進行和平的,為將來所應有而現在所不應有的,為將來的環境所許可而現在的環境不許可的那些經濟建設工作,只是一種瞎想。當前的工作是戰爭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這些工作每件都是為著戰爭,而不是離開戰爭的和平事業。如果同志們中間有離開戰爭進行經濟建設的想法,那就應立刻改正。
  沒有正確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是不可能的。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也要在這次會議得到解決。因為同志們回去,不但要立即動手去做許多工作,並且要指導許多工作人員一道去做。尤其是鄉和市這一級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糧食局、貿易局、採辦處這些機關裡的同志,他們是親手動員群眾組織合作社、調劑和運輸糧食、管理出入口貿易的實際工作人員,如果他們的領導方式不對,不能採取各種正確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會立刻影響到工作的成效,使我們各項工作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整個計畫。因此,我要向同志們指出下面的幾點:
  第一,從組織上動員群眾。首先是各級政府的主席團、國民經濟部和財政部的同志,要把發行公債,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發展生產,發展貿易這些工作,經常地放在議事日程上面去討論,去督促,去檢查。其次,要推動群眾團體,主要的是工會和貧農團。要使工會動員它的會員群眾都加入經濟戰線上來。貧農團是動員群眾發展合作社、購買公債的一個有力的基礎,區政府和鄉政府要用大力去領導它。其次,要經過以村子、屋子為單位的群眾大會去做經濟建設的宣傳,在宣傳中要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講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眾的生活,增加鬥爭的力量,講得十分實際。號召群眾購買公債,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鞏固金融,發展貿易,號召他們為著這些口號而鬥爭,把群眾的熱情提高起來。假如不這樣地從組織上去動員群眾和宣傳群眾,即是說,各級政府的主席團、國民經濟部和財政部不著力抓著經濟建設的工作去討論、檢查,不注意推動群眾團體,不注意開群眾大會做宣傳,那末,要達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傢伙拋到糞缸裡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我們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鬥爭。另一種是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裡努力幹。實際上,命令主義地發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暫時在形式上發展了,也是不能鞏固的。結果是失去信用,妨礙了合作社的發展。命令主義地推銷公債,不管群眾瞭解不瞭解,買不買得這樣多,只是蠻橫地要照自己的數目字去派,結果是群眾不喜歡,公債不能好好地推銷。我們一定不能要命令主義,我們要的是努力宣傳,說服群眾,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群眾情緒,去發展合作社,去推銷公債,去做一切經濟動員的工作。
  第三,經濟建設運動的開展,需要有很大數量的工作幹部。這不是幾十幾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幾千人幾萬人,要把他們組織起來,訓練起來,送到經濟建設的陣地上去。他們是經濟戰線上的指揮員,而廣大群眾則是戰鬥員。人們常常歎氣沒有幹部。同志們,真的沒有幹部嗎?從土地鬥爭、經濟鬥爭、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的群眾,湧出來了無數的幹部,怎麼好說沒有幹部呢?丟掉錯誤的觀點,幹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經濟建設在今天不但和戰爭的總任務不能分離,和其它的任務也是不能分離的。只有深入查田運動[3],才能徹底地消滅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發展農民的生產的積極性,使廣大農民迅速地走入經濟建設的戰線上來。只有堅決地實行勞動法,才能改善工人群眾的生活,使工人群眾積極地迅速地參加經濟建設事業,而加強他們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只有正確地領導選舉運動和跟著查田運動的開展而開展的檢舉運動[4],才能健全我們的政府機關,使我們的政府更有力地領導革命戰爭,領導各方面的工作,領導經濟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的政治和文化的水準,這對於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至於一天也不要忽略擴大紅軍的工作,那更不待說了。大家都明白,沒有紅軍的勝利,經濟封鎖就要更加厲害。另一方面,發展了國民經濟,改良了群眾生活,無疑地就會極大地幫助擴大紅軍的工作,使廣大群眾踴躍地開向前線上去。總起來說,假如我們爭取了上述的一切條件,包括經濟建設這個新的極重要的條件,並且使這一切的條件都服務於革命戰爭,那末,革命戰爭的勝利,無疑是屬於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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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從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國民黨軍隊對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共發動了五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叫做五次“圍剿”。第五次“圍剿”的正式開始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間,但從一九三三年夏季,蔣介石就在積極部署這次進攻。

[2] 圩場,江西、福建等省農村中定期進行交易的市場。

[3] 中央革命根據地在分配土地後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開展了一次查田運動。查田是為了查漏劃的地主富農,徹底消滅封建勢力,鞏固和純潔蘇維埃政權。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出《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要求“把一切冒稱‘中農’、‘貧農’的地主富農,完全清查出來”。同時按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的規定,《訓令》還提出“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財產,沒收富農的土地及多餘的耕牛、農具、房屋,分配給過去分田不夠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貧農、中農,富農則分與較壞的勞動份地”。在這次查田運動中,存在著“左”的錯誤。

[4] 檢舉運動是中央革命根據地在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四年間開展的一次群眾運動。它的目的是檢舉工農民主政府工作人員的某些不良行為,並且通過檢舉,清洗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反革命分子、階級異己分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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