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革命家 REVOLUTIONARY

這篇文章是毛澤東於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目的是闡述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含義，揭露蔣介石實行憲政的欺騙性，強調通過新民主主義憲政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必要性，並號召人民通過鬥爭爭取真正的民主和自由。這篇文章的目的和戰略思維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文章的目的
闡明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理念： 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憲政，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漢奸反動派的專政。這種憲政既不是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舊民主，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合乎中國當前革命階段的政治制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現實主義立場。

揭露國民黨憲政的欺騙性： 文章揭露了蔣介石和國民黨提出的憲政不過是騙人的工具，實際目的是維持一黨專政，阻礙民主化進程。毛澤東指出，國民黨所謂的憲政只是“掛羊頭賣狗肉”，是為了應付人民的要求、掩飾其反動本質，呼籲人民不要被這種欺騙所蒙蔽。

號召人民爭取民主和自由： 毛澤東強調，要通過鬥爭來爭取民主，指出真正的憲政不可能輕易到手，需要艱苦的努力。他號召各界人民通過成立憲政促進會，發揚民意、推動民主進程，特別強調通過鬥爭來促使頑固分子改變立場，最終實現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毛澤東的戰略思維
辯證分析國內政治形勢： 毛澤東一方面指出抗日戰爭的進程，另一方面揭露國民黨頑固派阻礙民主的行為，闡明了抗日與爭取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他強調，中國的問題在於缺少獨立和民主，而實現這兩者是當務之急。這種辯證分析的思維方式能夠從多方面看待問題，並將問題的根源、目標與任務結合起來。

爭取民主的鬥爭路線： 毛澤東明確提出，爭取憲政不是輕鬆的事情，需要通過鬥爭，推動頑固分子進步，爭取民眾的支持，才能實現民主。他通過列舉歷史上成功的革命鬥爭（如英國、法國、蘇聯）來說明，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憲政是自然產生的，都是通過革命和鬥爭取得的。這種以鬥爭促變革的思維反映了他的戰略信念，即通過政治和思想上的較量來推動社會進步。

群眾路線與推動作用： 毛澤東多次提到“促進會”的作用，強調群眾參與的重要性。他認為，通過成立各類憲政促進會，研究憲政理論並推動其實施，可以逐漸影響全國。這種戰略體現了毛澤東的一貫思維，即群眾路線，通過調動最廣泛的社會力量，推動政治變革。通過動員群眾，形成強大的政治推動力，這是爭取民主、實現社會變革的重要策略。

警惕頑固派與防範欺騙： 毛澤東明確指出，國民黨頑固派在憲政問題上的兩面派行為，表面上喊著憲政的口號，實際上卻維持專制統治。他強調要防止人民被這種表面的“憲政”所欺騙，指出必須通過鬥爭和推動，迫使頑固派改變立場。這種思維反映了他對於政治鬥爭中欺騙性的警惕，要求對方的行動和承諾必須通過實際行動來證明，而不是輕信其表面承諾。

堅定信心與實事求是的結合： 毛澤東在分析困難的同時，也始終強調爭取憲政的希望，指出頑固分子終究會改變，歷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這種堅定的信心與實事求是的結合，體現了他在複雜形勢下既看到困難，又看到希望，鼓勵人民通過努力爭取變革。

如何獲得毛澤東的戰略和思維及執行能力
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毛澤東的戰略思維深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他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找到事物發展的規律。因此，要獲得他的戰略思維，需要深入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學會用辯證的眼光分析事物，認識到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並據此制定相應的政策和策略。

具備群眾路線的觀念： 毛澤東在政治變革中始終強調群眾的作用，認為人民的力量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因此，要獲得他的執行能力，就必須具備群眾路線的觀念，善於發動和依靠群眾，通過廣泛的群眾工作和群眾參與，形成變革的推動力。

實事求是地分析形勢與制定策略： 毛澤東的戰略思維的核心是實事求是，能夠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合適的戰略。要具備這種能力，就需要學會對形勢進行細緻的分析，瞭解事物的本質和發展趨勢，制定與實際情況相符的策略。在工作和實踐中，要注意觀察、調查研究，瞭解具體情況，避免主觀臆斷。

堅持原則，敢於鬥爭： 毛澤東在文章中多次強調，頑固派不會輕易改變，爭取民主必須通過鬥爭。因此，要獲得他的戰略能力和執行力，需要在面對困難和阻力時堅持自己的原則，敢於進行必要的鬥爭。同時，在鬥爭過程中也要講求策略，善於利用對方的矛盾和弱點。

洞察人性，揭露欺騙： 毛澤東通過揭露國民黨的“憲政”是欺騙性的，展現了他對對手心理和行為的深刻洞察。因此，在實際中，要具備毛澤東的戰略思維，就需要培養自己洞察人性和揭露虛假承諾的能力，尤其是在政治和社會活動中，避免輕信表面現象，透過行動驗證對方的承諾。

堅定信念，積極推動變革： 毛澤東始終保持對革命和民主的堅定信念，認為頑固分子最終會被歷史潮流所淘汰。要具備他的執行能力，需要保持對自己目標和信念的堅定信心，特別是在遇到困難時，能夠看到希望，積極推動變革。

從歷史中學習，制定長期策略： 毛澤東善於從歷史中尋找規律，結合當下的形勢，制定長期的鬥爭策略。要具備他的戰略思維，需要深入學習歷史，分析歷史規律，結合當下形勢制定出長期而可持續的策略，以便在長期的社會變革中保持主動權。

通過對毛澤東這些戰略思維方式和執行力的學習和實踐，可以逐步培養出在複雜社會環境中做出正確判斷、推動社會進步的能力，使自己在面對困難時保持清晰的目標和堅定的鬥爭信念。這些思維和執行能力，不僅在革命和抗戰時期對中國的命運至關重要，在現代社會的管理、政治變革和社會活動中也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未刪節本〕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

　　* 這是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這時，中國共產黨內有一些同志為蔣介石的所謂實行憲政的欺騙宣傳所迷惑，以為國民黨或者真會實行憲政。毛澤東在這個演說裡揭露了蔣介石這種欺騙，將促進憲政變為啟發人民覺悟，向蔣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個武器。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這裡開憲政促進會的成立大會，大家關心憲政，這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的這個會為了什麼呢？是為了發揚民意，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
　　抗日，大家贊成，這件事已經做了，問題只在於堅持。但是，還有一件事，叫做民主，這件事現在還沒有做。這兩件事，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一面少了兩件，另一面卻多了兩件。多了兩件什麼東西呢？一件是帝國主義的壓迫，一件是封建主義的壓迫。由於多了這兩件東西，所以中國就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在我們全國人民所要的東西，主要的是獨立和民主，因此，我們要破壞帝國主義，要破壞封建主義。要堅決地徹底地破壞這些東西，而決不能絲毫留情。有人說，只要建設，不要破壞。那末，請問：汪精衛要不要破壞？日本帝國主義要不要破壞？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壞？不去破壞這些壞東西，你就休想建設。只有把這些東西破壞了，中國才有救，中國才能著手建設，否則不過是講夢話而已。只有破壞舊的腐朽的東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東西。把獨立和民主合起來，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沒有民主，抗日是要失敗的。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
　　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剛才吳老[1]同志的話，我是贊成的。但是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麼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
　　那種舊式的民主，在外國行過，現在已經沒落，變成反動的東西了。這種反動的東西，我們萬萬不能要。中國的頑固派所說的憲政，就是外國的舊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他們口裡說要這種憲政，並不是真正要這種憲政，而是借此欺騙人民。他們實際上要的是法西斯主義的一黨專政。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則確實想要這種憲政，想要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的專政，但是他們是要不來的。因為中國人民大家不要這種東西，中國人民不歡迎資產階級一個階級來專政。中國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國的大多數人作主，資產階級一個階級來包辦政治，是斷乎不許可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怎麼樣呢？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將來都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但是這種民主，在現在的中國，還行不通，因此我們也只得暫時不要它。到了將來，有了一定的條件之後，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現在，我們中國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舊式的民主，又還非社會主義的民主，而是合乎現在中國國情的新民主主義。目前準備實行的憲政，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從前有人說過一句話，說是“有飯大家吃”。我想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義。既然有飯大家吃，就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講得最好的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裡的話。那個宣言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同志們，我們研究憲政，各種書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這篇宣言，這篇宣言中的上述幾句話，應該熟讀而牢記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就是我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具體內容，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就是今天我們所要的憲政。這樣的憲政也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憲政。
　　我們今天開的這個會，叫做憲政促進會。為什麼要“促進”呢？如果大家都在進，就用不著促了。我們辛辛苦苦地來開會，是為了什麼呢？就是因為有些人，他們不進，躺著不動，不肯進步。他們不但不進，而且要向後倒退。你叫他進，他就死也不肯進，這些人叫做頑固分子。頑固到沒有辦法，所以我們就要開大會，“促”他一番。這個“促”字是哪裡來的呢？是誰發明的呢？這不是我們發明的，是一個偉大人物發明的，就是那位講“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發明的，是孫中山先生發明的。你們看，在他的那個遺囑上面，不是寫著“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嗎？同志們，這個“囑”不是普通的“囑”，而是“至囑”。“至囑”者，非常之囑也，豈容隨隨便便，置之不顧！說的是“最短期間”，一不是最長，二不是較長，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國民會議在最短期間實現，就要“促”。孫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張的國民會議至今沒有開。天天鬧訓政，把時間糊裡糊塗地鬧掉了，把一個最短期間，變成了最長期間，還口口聲聲假託孫先生。孫先生在天之靈，真不知怎樣責備這些不肖子孫呢！現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會進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還不覺悟，所以要“促”。
　　因為不進，就要促。因為進得慢，就要促。於是乎我們就大開促進會。青年憲政促進會呀，婦女憲政促進會呀，工人憲政促進會呀，各學校各機關各部隊的憲政促進會呀，蓬蓬勃勃，辦得很好。今天我們再開一個總促進會，群起而促之，為的是要使憲政快些實行，為的是要快些實行孫先生的遺教。
　　有人說，他們在各地，你們在延安，你們要促，他們不聽，有什麼作用呢？有作用的。因為事情在發展，他們不得不聽。我們多開會，多寫文章，多做演說，多打電報，人家不聽也不行。我以為我們延安的許多促進會，有兩個意義。一是研究，二是推動。為什麼要研究呢？他們不進，你就促他，他若問你：為什麼促我呀？這樣，我們就得答覆問題。為了答覆問題，就得好好研究一下憲政的道理。剛才吳老同志講了許多，這些就是道理。各學校，各機關，各部隊，各界人民，都要研究當前的憲政問題。
　　我們有了研究，就好推動人家。推動就是“促進”，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會逐漸地動起來。然後匯合很多小流，成一條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東西都沖洗乾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就出來了。這種推動作用，將是很大的。延安的舉動，不能不影響全國。
　　同志們，你們以為會一開，電報一打，頑固分子就不得了了嗎？他們就向前進步了嗎？他們就服從我們的命令了嗎？不，他們不會那麼容易聽話的。有很多的頑固分子，他們是頑固專門學校畢業的。他們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還是頑固。什麼叫頑固？固者硬也，頑者，今天、明天、後天都不進步之謂也。這樣的人，就叫做頑固分子。要使這樣的頑固分子聽我們的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佈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中國則不然。中國是革命尚未成功，國內除我們邊區等地而外，尚無民主政治的事實。中國現在的事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頒佈一種好憲法，也必然被封建勢力所阻撓，被頑固分子所障礙，要想順暢實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的憲政運動是爭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認已經民主化的事實。這是一個大鬥爭，決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
　　現在有些歷來反對憲政的人[2]，也在口談憲政了。他們為什麼談憲政呢？因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沒有辦法，只好應付一下。而且他們還提高嗓子在叫：“我們是一貫主張憲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熱鬧。多年以前，我們就聽到過憲政的名詞，但是至今不見憲政的影子。他們是嘴裡一套，手裡又是一套，這個叫做憲政的兩面派。這種兩面派，就是所謂“一貫主張”的真面目。現在的頑固分子，就是這種兩面派。他們的憲政，是騙人的東西。你們可以看得見，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來一個憲法，再來一個大總統。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給你。憲法，中國已有過了，曹錕不是頒佈過憲法嗎[3]？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大總統，那就更多，第一個是孫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凱取消了。第二個是袁世凱，第三個是黎元洪[4]，第四個是馮國璋[5]，第五個是徐世昌[6]，可謂多矣，但是他們和專制皇帝有什麼分別呢？他們的憲法也好，總統也好，都是假東西。像現在的英、法、美等國，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這樣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國家都掛起了共和國的招牌，實際上卻是一點民主也沒有。中國現在的頑固派，正是這樣。他們口裡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
　　同志們，真正的憲政決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經過艱苦鬥爭才能取得的。因此，你們決不可相信，我們的會一開，電報一拍，文章一寫，憲政就有了。你們也決不可相信，國民參政會[7]做了決議案，國民政府發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國民大會[8]，頒佈了憲法，甚至選舉了大總統，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這是沒有的事，不要把你們的腦筋鬧昏了。這種情形，還要對老百姓講清楚，不要把他們弄糊塗了。事情決不是這麼容易的。
　　這樣講來，豈不是“嗚呼哀哉”了嗎？事情是這樣的困難，憲政是沒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憲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國一定要變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為什麼？憲政的困難，就是因為頑固分子作怪；但是頑固分子是不能永遠地頑固下去的，所以我們還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頑固分子，他們雖然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也頑固，但是不能永遠地頑固下去，到了後來，他們就要變了。比方汪精衛[9]，他頑固了許多時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盤上逞頑固，只好跑到日本懷裡去了。比方張國燾[10]，他也頑固了許多時候，我們就開了幾次鬥爭會，七鬥八鬥，他也溜了。頑固分子，實際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後來，就要變，變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也有變好了的，也是由於鬥，七鬥八鬥，他認錯了，就變好了。總之頑固派是要起變化的。頑固派，他們總有一套計畫，其計畫是如何損人利己以及如何裝兩面派之類。但是從來的頑固派，所得的結果，總是和他們的願望相反。他們總是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我們曾說張伯倫“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現在已經應驗了。張伯倫過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這塊石頭，去打蘇聯人民的腳，但是，從去年九月德國和英法的戰爭爆發的一天起，張伯倫手上的石頭卻打到張伯倫自己的腳上了。一直到現在，這塊石頭，還是繼續在打張伯倫哩。中國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腳，結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幾個月的皇帝就死了[11]。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等，他們都想鎮壓人民，但是結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損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結果都不妙。
　　現在的反共頑固派，如果他們不進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們想借統一的美名，取消進步的陝甘寧邊區，取消進步的八路軍新四軍，取消進步的共產黨，取消進步的人民團體。這一大套計畫，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將來的結果，決不是頑固取消進步，倒是進步要取消頑固。頑固分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們自己進步才行。所以我們常勸那些頑固分子，不要進攻八路軍，不要反共反邊區。如果他們一定要的話，那他們就應該做好一個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的第一條上寫道：“為了決心消滅我們頑固分子自己和使共產黨獲得廣大發展的機會起見，我們有反共反邊區的任務。”頑固分子的“剿共”經驗是相當豐富的，如果他們現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他們的自由。因為他們吃了自己的飯，又睡足了覺，他們要“剿”，那也只好隨他們的便。不過，他們就得準備實行這樣的決議，這是不可移易的。過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決議行事的。今後如再要“剿”，又得重複這個決議。因此，我勸他們還是不“剿”為妙。因為全國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是團結，是進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敗。
　　總之，凡屬倒退行為，結果都和主持者的原來的願望相反。古今中外，沒有例外。
　　現在的憲政，也是這樣。要是頑固派仍然反對憲政，那結果一定和他們的願望相反。這個憲政運動的方向，決不會依照頑固派所規定的路線走去，一定和他們的願望背道而馳，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規定的路線走去的。這是一定的，因為全國人民要這樣做，中國的歷史發展要這樣做，整個世界的趨勢要我們這樣做，誰能違拗這個方向呢？歷史的巨輪是拖不回來的。但是，這件事要辦好，卻需要時間，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隨隨便便所能辦到；需要動員人民大眾，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們今天開這個會，很好，會後還要寫文章，發通電，並且要在五臺山、太行山、華北、華中、全國各地，到處去開這樣的會。這樣地做下去，做他幾年，也就差不多了。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做法，那就會亡國。為了避免亡國，就一定要這樣做。為了這個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還要懂得，頑固派到底是少數，大多數人都不是頑固派，他們是可以進步的。以多數對少數，再加上努力，這種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說，事情雖然困難，卻是大有希望。

注釋

[1] 吳老，指吳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榮縣人。當時任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理事長。

[2] 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

[3] 一九二三年十月，北洋軍閥曹錕用五千銀元一票的價格賄買國會議員而被選為“大總統”，接著又頒佈了由這些議員所制訂的“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當時被人們叫做“曹錕憲法”或者“賄選憲法”。

[4] 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湖北黃陂人。原來擔任清朝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相當於後來的旅長）。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時，被迫站在革命方面，擔任湖北軍政府都督。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曾任副總統和總統。

[5] 馮國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直隸（今河北省）河間人。他是袁世凱的部下，袁世凱死後，成為北洋軍閥直系的首領。一九一七年黎元洪下臺以後，他當了北洋軍閥政府的代理總統。

[6] 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原籍天津，生於河南省汲縣，清朝末年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官僚。一九一八年由段祺瑞的御用國會選為總統。

[7] 國民參政會是一九三八年國民黨政府成立的一個僅屬諮詢性質的機關，對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措施沒有任何約束權力。參政員都是由國民黨政府指定的，雖也包含了各抗日黨派的一些代表，但是國民黨員占大多數，而且國民黨政府不承認各抗日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讓它們的代表以黨派代表的身分參加國民參政會。中國共產黨參政員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以後，曾經幾次拒絕出席參政會，表示對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措施的抗議。

[8] 一九三九年九月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根據中國共產黨和其它黨派民主人士的提議，通過了要求國民黨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的決議。同年十一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宣佈於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國民黨曾經借此大作欺騙宣傳。後來，這些決議都沒有實行。

[9]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1〕。

[10]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24〕。

[11] 袁世凱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稱自己為皇帝，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取消皇帝稱號，同年六月六日死於北京。參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