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革命家 REVOLUTIONARY

這篇文章《論政策》是毛澤東在1940年12月25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主要目的是明確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政策應該與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有重大區別，並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的政策指導方針和具體執行策略。以下是對這篇文章的目的、戰略思維，以及如何獲得毛澤東的戰略和執行能力的分析。

文章的目的
澄清政策的不同： 文章的核心目的是澄清抗日戰爭時期的政策與土地革命時期政策之間的顯著區別。毛澤東指出，許多幹部對政策的變化沒有充分理解，尤其在土地革命後期採取的過左政策，現在的抗日戰爭時期不再適用，必須調整為新的政策。

明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毛澤東強調，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不會變更的。這意味著，即使在反共的高壓形勢下，共產黨也要始終堅持團結各方抗日力量，以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對抗日鬥爭中各派別的具體策略： 文章詳細闡述了如何對待不同階級、不同黨派的策略，指出要根據具體情況採取相應的聯合或鬥爭的政策。包括對反共頑固派、漢奸親日派、民族資產階級等，採取區分性、靈活性的兩面政策，以更好地孤立反動勢力，發展抗日力量。

對黨內過左或過右傾向的糾正： 毛澤東指出，黨內存在許多對策略的片面觀點，導致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過左或過右的搖擺。對於這些錯誤傾向，文章強調了要從歷史和當前政策的變化中作全面的瞭解，才能正確地執行現行的抗日政策。

毛澤東的戰略思維
獨立自主與統一戰線並重： 毛澤東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要強調聯合各方力量，也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政策確保了共產黨的獨立性和領導地位，同時通過聯合抗日力量來加強對敵鬥爭的廣泛性。

兩面政策的靈活應用： 毛澤東在文章中多次強調對不同勢力採取兩面政策。對於頑固派、漢奸、各階級等，他指出這些勢力內部有不同的態度，要針對不同的方面採取聯合或鬥爭的策略。通過靈活的兩面政策，共產黨能更好地孤立反動勢力、爭取中間力量，最終發展抗日的進步力量。

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動勢力：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環節”策略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動勢力。這一策略確保了抗日戰爭中，共產黨能夠最大程度地團結有利力量，孤立頑固和反共的勢力，從而保證抗日鬥爭的勝利。

反對極端政策，保持平衡： 毛澤東指出了第一次大革命後期右傾機會主義和土地革命後期“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強調目前的抗日政策必須在聯合與鬥爭之間找到平衡。只有在聯合和鬥爭的平衡中，才能確保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穩固和抗戰的成功。

通過政策區分建立對抗策略： 毛澤東對待不同派別和階級採取了精細的區分，以建立相應的政策。這種區別對待的策略，在現代管理中類似於細分市場並制定針對性策略，確保對不同利益群體採取最有效的措施，最大化合作，最小化衝突。

經濟政策和統戰政策的協調： 毛澤東在文章中明確了如何通過經濟、稅收、勞動、文化教育等政策來推動抗日的進程。他強調政策必須適應當下環境，避免過激，特別是在統戰政策上要有包容性，從而最大化吸引有利於抗戰的力量。

如何獲得毛澤東的戰略、思維和執行能力
堅持聯合與獨立並重的原則： 毛澤東強調在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政策，現代管理者也應當在建立聯盟與合作的同時，確保自身組織的獨立性和核心競爭力。聯合並不意味著失去自我，獨立也不意味著排斥合作。

靈活應對不同的對手和盟友： 毛澤東對頑固派、漢奸、中間派採取了兩面政策，這種靈活性在現代管理中意味著領導者應當根據不同合作夥伴和競爭對手的具體情況，調整策略，靈活應對，以達到最佳效果。

精細區分不同物件，制定差異化策略： 毛澤東通過對不同階級、派別的區分，制定差異化的政策，最大化地發展抗日力量。在現代管理中，這種思維可以用來制定針對不同市場細分和客戶群體的策略，確保資源的高效利用。

保持戰略的平衡性，避免極端傾向： 毛澤東指出極端的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現代管理者也應注意避免在戰略上走向極端，既不能過度激進，也不能過度保守，而是在風險與回報之間找到平衡，以確保戰略的可持續性。

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保持策略的動態調整： 毛澤東多次提到從歷史經驗中吸取教訓，調整當前政策。在現代管理中，領導者也應不斷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調整策略，適應新的市場環境和競爭格局。

政策執行中的包容性與具體性： 毛澤東強調，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政策必須包容各方力量，但具體到勞動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等細節時，則必須因地制宜。在現代管理中，這種包容性與具體性的結合意味著在企業戰略層面要有包容性，而在戰術執行層面要講求細緻與實用。

加強幹部的思想教育和政策理解： 毛澤東指出黨內幹部對政策的理解存在片面性，需要通過教育來改進。在現代組織中，領導者應通過系統的培訓和溝通，讓團隊成員深入理解組織的戰略意圖和具體政策，從而更好地執行。

持久的耐心與長遠的戰略眼光： 毛澤東在對敵佔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策略中強調“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這種持久的耐心和長遠的戰略眼光，現代管理者也應具備，在面對暫時的困難和挑戰時，不急於求成，而是著眼長遠，不斷積累力量。

鼓勵廣泛參與，避免單一專政： 在抗日政權中，毛澤東提出“三三制”原則，強調廣泛吸納黨外人士。在現代管理中，這意味著領導者應鼓勵團隊多元化，確保不同背景和觀點的人能夠參與到決策中，從而使組織更具適應性和創造力。

政策執行的分階段和靈活性： 毛澤東指出，在糾正黨內錯誤時應“有步驟的，不可操之過急”，這表明執行政策時需要考慮到幹部的接受度和實際情況，避免一刀切的方式。現代管理者在推行改革或新政策時，也應考慮到團隊的適應能力，分階段、逐步推行，以達到最佳效果。

通過學習毛澤東在《論政策》中的戰略思維和執行策略，現代管理者可以在複雜的環境中靈活應對不同的挑戰，既保持戰略目標的堅定性，又保持策略和執行上的靈活性，從而實現組織的可持續發展與長期成功。

論政策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這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勢下，我們的政策有決定的意義。但是我們的幹部，還有許多人不明白黨在目前時期的政策應當和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區別。必須明白，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決不會變更的；過去十年土地革命時期的許多政策，現在不應當再簡單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後期，由於不認識中國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長期性這兩個基本特點而產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例如以為第五次“圍剿”和反對第五次“圍剿”的鬥爭是所謂革命和反革命兩條道路的決戰，在經濟上消滅資產階級（過左的勞動政策和稅收政策）和富農（分壞田），在肉體上消滅地主（不分田），打擊知識份子，肅反中的“左”傾，在政權工作中共產黨員的完全獨佔，共產主義的國民教育宗旨，過左的軍事政策（進攻大城市和否認遊擊戰爭），白區工作中的盲動政策，以及黨內組織上的打擊政策等等[1]，不但在今天抗日時期，一概不能採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這種過左政策，適和第一次大革命後期陳獨秀領導的右傾機會主義[2]相反，而表現其為“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第一次大革命後期，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而在土地革命後期，則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除基本農民以外），實為代表兩個極端政策的極明顯的例證。而這兩個極端的政策，都使黨和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
　　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具體地說，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聯合起來（或一切抗日的工、農、兵、學、商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二）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政策，既須統一，又須獨立。
　　（三）在軍事戰略方面，是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基本上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四）在和反共頑固派鬥爭時，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是有理，有利，有節。
　　（五）在敵佔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政策，是一方面儘量地發展統一戰線的工作，一方面採取蔭蔽精幹的政策；是在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上採取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
　　（六）對於國內各階級相互關係的基本政策，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
　　（七）對於反共頑固派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即對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對其堅決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頑固派又有兩面性，我們對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結日寇和不積極反汪反漢奸等）是進行鬥爭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頑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兩面性，因此我們的政策也有兩面性，即在他們尚不願在根本上破裂國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在他們對我黨和對人民的高壓政策和軍事進攻的方面，是進行鬥爭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將這種兩面派分子，和漢奸親日派加以區別。
　　（八）即在漢奸親日派中間也有兩面分子，我們也應以革命的兩面政策對待之。即對其親日的方面，是加以打擊和孤立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是加以拉攏和爭取的政策。將這種兩面分子，和堅決的漢奸如汪精衛[3]、王揖唐[4]、石友三[5]等，加以區別。
　　（九）既須對於反對抗日的親日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主張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又須對於主張抗日但又動搖、主張團結但又反共的兩面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兩面性較少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小地主、開明紳士，加以區別。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上述各項不同的政策，都是從這些階級關係的區別而來的。
　　（十）對待帝國主義亦然。雖然共產黨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是既須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它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國”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於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過去採取遠東慕尼克政策[6]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和目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為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我們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國民黨有區別的。在國民黨是所謂“敵人只有一個，其它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國家一律平等看待，實際上是親英親美。我們則應加以區別，第一是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區別，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區別，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國主義政府的區別，第四是英美政策在遠東慕尼克時期和在目前時期的區別。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根本方針和國民黨相反，是在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盡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國民黨那樣放棄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去依賴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國主義的集團。
　　黨內許多幹部對於策略問題上的片面觀點和由此而來的過左過右的搖擺，必須使他們從歷史上和目前黨的政策的變化和發展，作全面的統一的瞭解，方能克服。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仍然是過左的觀點在作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許多人不能認真地執行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因為他們把國民黨的反共政策看得不嚴重；同時，又有許多人不能執行發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政策，因為他們把國民黨簡單地看成漆黑一團，表示束手無策。在日本佔領區域，也有類似的情形。
　　在國民黨統治區和各抗日根據地內，由於只知道聯合、不知道鬥爭和過分地估計了國民黨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國共兩黨的原則差別，否認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的政策，遷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遷就國民黨，甘願束縛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發展抗日革命勢力，不敢對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堅決鬥爭，這種右傾觀點，過去曾經嚴重地存在過，現在已經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一九三九年冬季以來，由於國民黨的反共磨擦和我們舉行自衛鬥爭所引起的過左傾向，卻是普遍地發生了。雖然已經有了一些糾正，但是還沒有完全糾正，還在許多地方的許多具體政策上表現出來。所以目前對於各項具體政策的研究和解決，是十分必要的。
　　關於各項具體政策，中央曾經陸續有所指示，這裡只綜合地指出幾點。
　　關於政權組織。必須堅決地執行“三三制”[7]，共產黨員在政權機關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廣大的非党人員參加政權。在蘇北等處開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地方，還可以少於三分之一。不論政府機關和民意機關，均要吸引那些不積極反共的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的代表參加；必須容許不反共的國民黨員參加。在民意機關中也可以容許少數右派分子參加。切忌我黨包辦一切。我們只破壞買辦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的專政，並不代之以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關於勞動政策。必須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發動工人的抗日積極性。但是切忌過左，加薪減時，均不應過多。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八小時工作制還難於普遍推行，在某些生產部門內還須允許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其它生產部門，則應隨情形規定時間。勞資間在訂立契約後，工人必須遵守勞動紀律，必須使資本家有利可圖。否則，工廠關門，對於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於鄉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應提得過高，否則就會引起農民的反對、工人的失業和生產的縮小。
　　關於土地政策。必須向黨員和農民說明，目前不是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的時期，過去土地革命時期的一套辦法不能適用於現在。現在的政策，一方面，應該規定地主實行減租減息，方能發動基本農民群眾的抗日積極性，但也不要減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實行二五減租為原則；到群眾要求增高時，可以實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過此限度。利息，不要減到超過社會經濟借貸關係所許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規定農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權和財產所有權仍屬於地主。不要因減息而使農民借不到債，不要因清算老賬而無償收回典借的土地。
　　關於稅收政策。必須按收入多少規定納稅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對最貧苦者應該規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論工人農民，均須負擔國家賦稅，不應該將負擔完全放在地主資本家身上。捉人罰款以解決軍餉的辦法，應予禁止。稅收的方法，在我們沒有定出新的更適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國民黨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
　　關於鋤奸政策。應該堅決地鎮壓那些堅決的漢奸分子和堅決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衛抗日的革命勢力。但是決不可多殺人，決不可牽涉到任何無辜的分子。對於反動派中的動搖分子和脅從分子，應有寬大的處理。對任何犯人，應堅決廢止肉刑，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對敵軍、偽軍、反共軍的俘虜，除為群眾所痛惡、非殺不可而又經過上級批准的人以外，應一律採取釋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參加、多少帶有革命性的分子，應大批地爭取為我軍服務，其它則一律釋放；如其再來，則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財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誠懇和氣的態度對待之。不論他們如何反動，均取這種政策。這對於孤立反動營壘，是非常有效的。對於叛徒，除罪大惡極者外，在其不繼續反共的條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黨。不要將國民黨一般情報人員和日探漢奸混為一談，應將二者分清性質，分別處理。要消滅任何機關團體都能捉人的混亂現象；規定除軍隊在戰鬥的時間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機關和治安機關才有逮捕犯人的權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關於人民權利。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權，政府僅僅干涉在我根據地內組織破壞和舉行暴動的分子，其它則一律加以保護，不加干涉。
　　關於經濟政策。應該積極發展工業農業和商品的流通。應該吸引願來的外地資本家到我抗日根據地開辦實業。應該獎勵民營企業，而把政府經營的國營企業只當作整個企業的一部分。凡此都是為了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應該避免對任何有益企業的破壞。關稅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和發展農工商業的基本方針相適合，而不是相違背。認真地精細地而不是粗枝大葉地去組織各根據地上的經濟，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是長期支援根據地的基本環節。
　　關於文化教育政策。應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眾的抗日的知識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為中心。應容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家、文化人、記者、學者、技術家來根據地和我們合作，辦學、辦報、做事。應吸收一切較有抗日積極性的知識份子進我們辦的學校，加以短期訓練，令其參加軍隊工作、政府工作和社會工作；應該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們。不要畏首畏尾，懼怕反動分子混進來。這樣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進一些來，在學習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遲。每個根據地都要建立印刷廠，出版書報，組織發行和輸送的機關。每個根據地都要盡可能地開辦大規模的幹部學校，越大越多越好。
　　關於軍事政策。應儘量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因為這是中國人民堅持民族抗戰的最可靠的武裝力量。對於國民黨軍隊，應繼續採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儘量地發展交朋友的工作。應盡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們的國民黨軍官和無黨派軍官參加八路軍新四軍，加強我軍的軍事建設。在我軍中共產黨員在數量上壟斷一切的情況，現在也應有所改變。當然不應該在我主力軍中實行“三三制”，但是只要軍隊的領導權掌握在我黨手裡（這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動搖的），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來參加軍事部門和技術部門的建設。在我黨我軍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已經鞏固地建設成功的現在時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當然決不是破壞分子），不但沒有危險，而且非此不能爭取全國同情和擴大革命勢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以上所述各項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原則和根據這些原則規定的許多具體政策，全黨必須堅決地實行。在日寇加緊侵略中國和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實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壓政策和軍事進攻的時候，惟有實行上述各項策略原則和具體政策，才能堅持抗日，發展統一戰線，獲得全國人民的同情，爭取時局好轉。但在糾正錯誤時，應是有步驟的，不可操之過急，以致引起幹部不滿，群眾懷疑，地主反攻等項不良現象。

注釋

[1] 參見本書第三卷《學習和時局》一文的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四部分。

[2]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

[3]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1〕。

[4] 王揖唐（一八七八——一九四八），安徽合肥人，北洋軍閥時代的大官僚，漢奸。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後，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在華北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一九四○年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

[5] 石友三（一八九一——一九四○），吉林長春人，反復無常的國民黨軍閥之一。一九三九年後，他任國民黨第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東省西南部專門聯合日本軍隊進攻八路軍，摧殘抗日民主政權，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

[6] 見本卷《反對投降活動》注〔5〕。

[7] “三三制”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統一戰線的政權政策。根據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權中人員的分配，共產黨員大體占三分之一，左派進步分子大體占三分之一，中間分子和其它分子大體占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