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是毛澤東於1943年10月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的一篇社論。文章分析了國際局勢的變化和國民黨在此背景下的政治動向，揭露了國民黨的投降傾向、內戰陰謀及對共產黨和抗日事業的敵對態度，同時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對抗日形勢的明確主張。這篇文章在當時有著重要的宣傳和動員價值，展示了毛澤東的政治洞察、戰略思維以及應對複雜局勢的執行能力。
這篇文章的價值
揭露國民黨的政治陰謀和反共傾向
文章通過對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參政會決議的分析，揭露了國民黨內部存在的投降傾向和準備內戰的意圖。毛澤東批評國民黨在國際局勢變化的背景下對日本帝國主義表現出妥協姿態，同時對共產黨採取打壓政策，這嚴重危害了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團結。
這種揭露不僅指出了國民黨政策的虛偽性，還通過具體事實揭示其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危害，幫助讀者認清了國民黨內部的複雜局面。
從國際和國內形勢分析國民黨的三個可能走向
毛澤東通過對當時國際局勢的分析，提出國民黨可能採取的三個方向：投降和發動內戰、暫時拖延而暗中準備內戰、改變方針實行民主和合作。他清晰地指出投降和內戰將導致國民黨走向死路，拖延也不是長久之計，唯一的生路在於與共產黨合作，放棄獨裁，實行民主憲政。
這種對國民黨未來走向的預測和分析，不僅反映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深刻把握，也向全國人民和國民黨內部的愛國人士發出了呼籲，促使他們為中國的未來作出正確選擇。
明確共產黨的立場和主張
在文章中，毛澤東重申了共產黨自1937年國共合作以來一貫主張的四項諾言，並指出國民黨一再破壞這些諾言、污蔑共產黨。毛澤東強調共產黨願意繼續實踐這些諾言，但前提是國民黨必須停止反共行為，承認陝甘寧邊區的合法性，實行民主和憲政。
通過重申共產黨的立場和主張，毛澤東向全中國人民展示了共產黨堅持抗日、堅持合作和民主的態度，這有助於贏得更多民眾對共產黨的支持，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增強群眾對抗戰形勢的信心
毛澤東在文章中提到國際局勢的變化，尤其是蘇聯在對德戰爭中的節節勝利，給人民帶來了戰勝法西斯的信心。他指出，歐洲法西斯的潰敗將決定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命運，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對抗戰勝利的信心。
這種對國際形勢的積極判斷，幫助中國人民看到戰爭勝利的希望，進一步增強了繼續抗戰的信念和動力。
如何具備毛澤東一般的戰略思維和執行能力
毛澤東的戰略思維和執行能力體現在對國內外形勢的準確分析、對敵我矛盾的深刻把握、對群眾的動員和團結，以及靈活應對複雜局勢的策略中。以下幾點可以幫助具備類似的戰略思維和執行能力：
1. 系統性地分析局勢，找出關鍵矛盾
毛澤東能夠在國際和國內複雜局勢中，找出影響形勢發展的關鍵矛盾，例如國民黨內部的投降傾向和反共政策，以及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進展。他通過這些分析指出了國民黨可能採取的不同方向，並對每個方向的結果進行了預判。
要具備這種能力，需要學會全面地分析形勢，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並判斷這些矛盾對局勢發展的影響。只有在準確分析的基礎上，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應對策略。
2. 靈活應對局勢，制定多個應對方案
毛澤東在文章中提出國民黨可能採取的三個方向，並對每個方向給出了不同的應對策略。這種多方案應對的方式，展示了他的靈活性和應變能力。
在實際工作中，面對複雜的局勢，應該準備多個應對方案，以便在形勢變化時能夠迅速調整策略，保持主動權。
3. 以理服人，通過事實揭露對手的虛偽和矛盾
毛澤東在文章中，通過對國民黨內外政策的分析和事實的揭露，指出了國民黨的虛偽性和矛盾之處。他用大量具體事實證明國民黨所謂的“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不過是為了掩蓋其內戰意圖的空話，進一步揭示了國民黨的本質。
要具備這種能力，需要學會通過搜集和分析事實，找到對手的矛盾之處，並加以揭露，從而在道義上爭取主動，贏得更多的支持者。
4. 保持與群眾的密切聯繫，動員一切愛國力量
毛澤東在文章中呼籲所有愛國的國民黨人、抗日黨派和人民團結起來，制止國民黨當局走投降和內戰的道路，要求其走民主合作的道路。這體現了他對群眾動員的重要性，他善於借助群眾的力量來推動政治目標的實現。
要具備這種能力，需要瞭解群眾的需求，注重與群眾保持聯繫，並通過有效的宣傳和組織，把群眾的力量凝聚起來，推動自己的目標。
5. 堅持原則，靈活操作
毛澤東在文章中明確表示，共產黨願意繼續與國民黨合作，但前提是國民黨必須停止反共、實行民主。他堅持共產黨在民族大義上的立場，但也靈活地提出具體條件，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
在實際工作中，應該在大原則上堅持不動搖，但在具體操作中要靈活應對，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策略，從而保持行動的有效性。
6. 勇於揭露敵人的陰謀，增強群眾信心
毛澤東通過揭露國民黨內戰陰謀和投降傾向，增強了群眾對抗戰勝利的信心，並提出了只有走民主合作道路才能拯救國家的主張。他清楚地知道，要讓群眾看到希望，必須揭露敵人的陰謀，讓人民知道他們的力量有多麼重要。
在面對困境時，要具備勇於揭露問題和挑戰的勇氣，並通過積極的主張和解決方案來增強團隊或群眾的信心，保持鬥志。
7. 以國際視野觀察國內形勢，進行戰略判斷
毛澤東能夠把國際形勢的變化與國內政治形勢結合起來，指出德國法西斯即將崩潰對中國抗戰形勢的積極影響，並據此判斷國民黨的可能走向。這種結合國際視野與國內實際的思維方式，使得他的戰略判斷更加準確和有前瞻性。
要具備這種能力，需要具備巨集觀視野，能夠把國內外形勢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從而作出更全面和前瞻性的戰略判斷。
總結
《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一文展示了毛澤東在國際和國內複雜局勢中的戰略思維和執行能力。他善於通過系統分析找出關鍵矛盾，靈活制定應對策略，保持與群眾的密切聯繫，以理服人，通過事實揭露對手的虛偽和矛盾，並以國際視野來觀察國內形勢。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經驗，要具備毛澤東一般的戰略思維和執行能力，需要在實際工作中不斷學習和應用這些原則，通過深刻的分析和靈活的應對，推動目標的實現。
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 這是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
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國民黨召集了十一中全會，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國民黨政府召集了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兩個會議的全部材料現已收齊，我們可以作一總評。
國際局勢已到了大變化的前夜，現在無論何方均已感到了這一變化。歐洲軸心國是感到了這一變化的；希特勒採取了最後掙扎的政策。這一變化主要地是蘇聯造成的。蘇聯正在利用這一變化：紅軍已經用席捲之勢打到了第聶伯河；再一個冬季攻勢，不打到新國界，也要打到舊國界。英美也正在利用這個變化：羅斯福、邱吉爾正在等待希特勒搖搖欲墜時打進法國去。總之，德國法西斯戰爭機構快要土崩瓦解了，歐洲反法西斯戰爭的問題已處在總解決的前夜，而消滅法西斯的主力軍是蘇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問題的樞紐在歐洲；歐洲問題解決，就決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兩大陣線的命運。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感到走投無路，它的政策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準備作最後掙扎。它對於中國，則是對共產黨“掃蕩”，對國民黨誘降。
國民黨人亦感到了這個變化。他們在這一形勢面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他們以為歐洲解決，英美可以騰出手來替他們打日本，他們可以不費氣力地搬回南京。懼的是三個法西斯國家一齊垮臺，世界成了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偉大解放時代，國民黨的買辦封建法西斯獨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個渺小的孤島，他們懼怕自己“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義有滅頂之災。
本來，國民黨人的主意是叫蘇聯獨力去拚希特勒，並挑起日寇去攻蘇聯，把個社會主義國家拚死或拚壞，叫英美不要在歐洲鬧什麼第二第三戰場，而把全力搬到東方先把日本打垮，再把中國共產黨打掉，然後再說其它。國民黨人起初大嚷“先亞後歐論”，後來又嚷“歐亞平分論”，就是為了這個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年八月魁北克會議[1]的末尾，羅斯福和邱吉爾叫了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去，講了幾句話，國民黨人又嚷“羅丘視線移到東方了，先歐後亞計畫改變了”，以及“魁北克會議是英美中三強會議”之類，還要自賣自誇地樂一陣。但這已是國民黨人的最後一樂。自此以後，他們的情緒就有些變化了，“先亞後歐”或“歐亞平分”從此送入歷史博物館，他們可能要另打主意了。國民黨的十一中全會和國民黨操縱的這次參政會，可能就是這種另打主意的起點。
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污蔑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同時又聲言“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在大多數國民黨員把持操縱之下，通過了和十一中全會大體相同的對共決議案。此外，十一中全會還“選舉”了蔣介石作國民黨政府的主席，加強獨裁機構。
十一中全會後國民黨人可能打什麼主意呢？不外三種：（一）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變政治方針。
國民黨內的失敗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適應日本帝國主義“對共產黨打，對國民黨拉”的要求，是一路來主張投降的。他們時刻企圖策動反共內戰，只要內戰一開，抗日自然就不可能，只有投降一條路走。國民黨在西北集中了四十至五十萬大軍，現在還在由其它戰場把軍隊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據說將軍們的膽氣是很豪的，他們說：“打下延安是不成問題的問題。”這是他們在國民黨十一中全會上聽了蔣介石先生所謂共產黨問題“為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的演說，和全會作了與蔣所說大體相同的決議之後說的話。去年國民黨十中全會亦作了與此相同的決議，可是墨汁未幹，將軍們即奉命作成消滅邊區的軍事計畫；今年六、七兩月實行調兵遣將，準備對邊區發動閃擊戰，僅因國內外輿論的反對，才把這一陰謀暫時擱下。現在十一中全會決議的墨汁剛剛灑在白紙上，將軍們的豪語和兵力的調動又見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問題的問題”，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決定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一切贊成“打延安”的國民黨人，不一定都是主觀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義者。他們中間有些人也許是這樣想：我們一面反共，一面還是要抗日的。許多黃埔系軍人[2]可能就是這樣想。但是我們共產黨人要向這些先生們發出一些問題：你們忘了十年內戰的經驗嗎？內戰一開，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義者們容許你們再抗日嗎？日本人和汪精衛[3]容許你們再抗日嗎？你們自己究有多大本領，能夠對內對外兩面作戰嗎？你們現在名曰有三百萬兵，實際上士氣頹喪已極，有人比做一擔雞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條山戰役，太行山戰役，浙贛戰役，鄂西戰役，大別山戰役，無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為你們實行“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兩個要命的政策而來的。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你們越是積極反共和消極抗日，你們的士氣就越發頹喪。你們對外敵如此，難道你們對共產黨對人民就能忽然凶起來嗎？不能的。只要你們內戰一開，你們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內戰，什麼“一面抗戰”必然拋到九霄雲外，結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國主義訂立無條件投降的條約，只能有一個“降”字方針。國民黨中一切不願意真正投降的人們，只要你們積極地發動了或參加了內戰，你們就不可避免地要變為投降主義者。如果你們聽信投降派的策動，把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參政會的決議當作動員輿論、準備發動反共內戰的工具，其結果必然要走到此種地步。即使自己本來不願意投降，但若聽信了投降派的策動，採取了錯誤的步驟，結果就只好跟著投降派投降。這是十一中全會後國民黨的第一種可能的方向，這個危機極端嚴重地存在著。在投降派看來，“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正是準備內戰亦即準備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產黨人、愛國的國民黨人、各個抗日黨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睜起眼睛注視這個極端嚴重的時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頭腦。須知正是在國民黨十一中全會之後，內戰危機是空前未有的。
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參政會的決議可以向另一個方向發展，這就是“暫時拖，將來打”。這個方向和投降派的方向有多少的差別，這是在表面上還要維持抗日的局面、但又絕對不願放棄反共和獨裁的人們的方向。這些人們是可能採取此種方向的，那是因為他們看見國際大變化不可避免，看見日本帝國主義必然要失敗，看見內戰就是投降，看見國內人心擁護抗日、反對內戰，看見國民黨脫離群眾、喪失人心、自己已處於從來未有的孤立地位這種嚴重的危機，看見美國、英國、蘇聯一致反對中國政府發動內戰，因此迫得他們把內戰陰謀推遲下去，而以“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的空話，作為拖下去的工具。這些人們歷來的手段就是善於“騙”和“拖”。這些人們之想“打下延安”和“消滅共產黨”是做夢也不會忘記的。在這一點上，他們和投降派毫無二致。只是他們還想打著抗日的招牌，還不願喪失國民黨的國際地位，有時也還顧慮到國際國內的輿論指摘，所以他們可能暫時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作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將來的有利條件。他們並無真正“政治解決”和“實行憲政”的誠意，至少現時他們絕無此種誠意。去年國民黨十中全會前，共產黨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慶會見蔣介石先生，在重慶等候了十個月之久，但是蔣先生和國民黨中央連一個具體問題也不願意談。今年三月，蔣先生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把十年內戰的責任推在共產黨身上，污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為“新式軍閥”、“新式割據”，暗示兩年內一定要解決共產黨。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蔣先生允許周恩來、林彪等同志回延安[4]，但他就在這時下令調動河防兵力向邊區前進，下令叫全國各地以“民眾團體”之名，乘第三國際[5]解散機會，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共產黨人乃不得不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呼籲制止內戰，不得不將國民黨各種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陰謀黑幕加以揭發。我們已忍耐到了極點，有歷史事實為證。武漢失守以來，華北華中的大小反共戰鬥沒有斷過。太平洋戰爭爆發亦已兩年，國民黨即在華中華北打了共產黨兩年，除原有國民黨軍隊外，又複派遣王仲廉、李仙洲兩個集團軍到江蘇、山東打共產黨。太行山龐炳勳集團軍是受命專門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國民黨軍隊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這些，我們過去長期內連事實都沒有公佈。國民黨一切大小報紙刊物無時無刻不在辱駡共產黨，我們在長期內一個字也沒有回答。國民黨毫無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軍，殲滅新四軍皖南部隊九千餘人，逮捕葉挺，打死項英，囚系新四軍幹部數百人，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們除向國民黨提出抗議和善後條件外，仍然相忍為國。陝甘寧邊區是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間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同志和蔣介石先生在廬山會見時，經蔣先生允許發佈命令、委任官吏、作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行政區域的。蔣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萬軍隊包圍邊區，實行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必欲置邊區人民和八路軍後方留守機關於死地而後快。至於斷絕八路軍接濟，稱共產黨為“奸黨”，稱新四軍為“叛軍”，稱八路軍為“奸軍”等等事實，更是盡人皆知。總之，凡幹這些事的國民黨人，是把共產黨當作敵人看待的。在國民黨看來，共產黨是比日本人更加十倍百倍地可恨的。國民黨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產黨；對於日本人，如果說還有仇恨，也只剩下極小的一部分。這和日本法西斯對待國共兩黨的不同態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則一天一天地心平氣和了，“反共”、“滅黨”兩個口號，於今只剩下一個“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衛的報紙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國民黨”、“推翻蔣介石”這類口號了。日本把其在華兵力百分之五十八壓在共產黨身上，只把百分之四十二監視國民黨；近來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許多軍隊，減少監視兵力，以利誘降。日本帝國主義不敢向共產黨說出半句誘降的話，對於國民黨則敢於連篇累牘，呶呶不休，勸其降順。國民黨只在共產黨和人民面前還有一股兇氣，在日本面前則一點兒也凶不起來了。不但在行動上早已由抗戰改為觀戰，就是在言論上也不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和各種侮辱言論做出一點兩點稍為尖銳的駁斥。日本人說：“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的論述方向是沒有錯誤的。”蔣先生及其党人曾經對這話提出過任何駁斥嗎？沒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國主義看見蔣先生和國民黨只對共產黨提出所謂“軍令政令”和“紀律”，但對二十個投敵的國民黨中委，五十八個投敵的國民黨將領，卻不願也不敢提出軍令政令和紀律問題，這叫日本帝國主義如何不輕視國民黨呢！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見蔣先生和國民黨解散新四軍，進攻八路軍，包圍邊區，誣之為“奸黨”、“奸軍”、“新式軍閥”、“新式割據”，誣之為“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經常不斷地提出所謂“軍令政令”和“紀律”，而對於二十個投敵的國民黨中委，五十八個投敵的國民黨將領，卻不執行任何的軍令政令，不執行任何的紀律處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也是依然只有對付共產黨的決議，沒有任何一件對付國民黨自己大批叛國投敵的中央委員和大批叛國投敵的軍事將領的決議，這叫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國民黨呢！十一中全會果然又有“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的話頭了，好得很，我們是歡迎這些話頭的。但據國民黨多年來一貫的政治路線看來，我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堆騙人的空話，而其實是為著準備打內戰和永不放棄反人民的獨裁政治這一目的，爭取其所必要的時間。
時局的發展是否還可以有第三種方向呢？可以有的，這在一部分國民黨員、全國人民和我們共產黨人，都是希望如此的。什麼是第三種方向？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決國共關係問題，誠意實行真正民主自由的憲政，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並在抗戰期內召集真正民意選舉的國民大會。我們共產黨人是自始至終主張這個方針的。一部分國民黨人也會同意這個方針。就連蔣介石先生及其嫡系國民黨，我們過去長期地也總是希望他們實行這個方針。但是依據幾年的實際情形看來，依據目前事實看來，蔣先生和大部分當權的國民黨人都沒有任何事實表示他們願意實行這種方針。
實行這種方針，要有國際國內許多條件。目前國際條件（歐洲法西斯總崩潰的前夜）是有利於中國抗日的，但投降派卻更想在這時策動內戰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衛卻更想在這時策動內戰以利招降。汪精衛說：“最親善的兄弟終久還是兄弟，重慶將來一定和我們走同一道路，但我們希望這一日期愈快愈好。”（十月一日同盟社[6]消息）何其親昵、肯定和迫切乃爾！所以，目前的時局，最佳不過是拖一下，而突然惡化的危險是很嚴重的。第三個方向的條件還不具備，需要各黨各派的愛國分子和全國人民進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爭取到。
蔣介石先生在國民黨十一中全會上宣稱：“應宣明中央對於共產黨並無其它任何要求，只望其放棄武裝割據及停止其過去各地襲擊國軍破壞抗戰之行為，並望其實踐二十六年共赴國難之宣言，履行諾言中所舉之四點。”
蔣先生所謂“襲擊國軍破壞抗戰之行為”，應該是講的國民黨，可惜他偏心地和忍心地污蔑了共產黨。因為自武漢失守以來，國民黨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在這三次反共高潮中都有國民黨軍隊襲擊共產黨軍隊的事實。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年春季，那時國民黨軍隊襲占了陝甘寧邊區八路軍駐防的淳化、旬邑、正甯、寧縣、鎮原五城，並且使用了飛機。在華北，派遣朱懷冰襲擊太行區域的八路軍，而八路軍僅僅為自衛而作戰。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先是何應欽白崇禧以《皓電》（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送達朱、彭、葉、項，強迫命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限期一個月一律開赴黃河以北。我們答應將皖南部隊北移，其它部隊則事實上無法移動，但仍答應在抗戰勝利後移向指定的地點。不料正當皖南部隊九千余人於一月四日遵命移動之時，蔣先生早已下了“一網打盡”的命令。自六日起十四日止，所有皖南國民黨軍隊果然將該部新四軍實行“一網打盡”，蔣先生並于十七日下令解散新四軍全軍，審判葉挺。自此以後，華中華北一切有國民黨軍隊存在的抗日根據地內，所有那裡的八路軍新四軍無不遭受國民黨軍隊的襲擊，而八路軍新四軍則只是自衛。第三次，是從本年三月至現在。除國民黨軍隊在華中華北繼續襲擊八路軍新四軍外，蔣先生又發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國之命運》一書；調動了大量河防部隊準備閃擊邊區；發動了全國各地所謂“民眾團體”要求解散共產黨；動員了在國民參政會內占大多數的國民黨員，接受何應欽污蔑八路軍的軍事報告，通過反共決議案，把一個表示團結抗日的國民參政會，變成了制造反共輿論準備國內戰爭的國民黨御用機關，以至共產黨參政員董必武同志不得不聲明退席，以示抗議。總此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國民黨有計劃有準備地發動的。請問這不是“破壞抗戰之行為”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中央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該宣言稱：“為著取消敵人陰謀之藉口，為著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之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鄭重向全國宣言：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7]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二、停止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和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改組現在的紅色政府為特區民主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改變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所有這四條諾言，我們是完全實踐了的，蔣介石先生和任何國民黨人也不能舉出任何一條是我們沒有實踐的。第一，所有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內共產黨所施行的政策都符合於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政策，絕對沒有任何一項政策是違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第二，在國民黨不投降民族敵人、不破裂國共合作、不發動反共內戰的條件之下，我們始終遵守不以暴力政策推翻國民黨政權和沒收地主土地的諾言。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亦準備如此。這就是說，僅僅在國民黨投降敵人、破裂合作、舉行內戰的條件下，我們才被迫著無法繼續實踐自己的諾言，因而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才失去繼續實踐諾言的可能性。第三，原來的紅色政權還在抗戰第一年就改組了，“三三制”[8]的民主政治也早已實現了，只是國民黨至今沒有實踐他們承認陝甘寧邊區的諾言，並且還罵我們做“封建割據”。蔣介石先生及國民黨人須知，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這種不被國民黨政府承認的狀態，這種你們所謂“割據”，不是我們所願意的，完全是你們迫得我們這樣做的。你們食言而肥，不承認這個原來答應承認了的區域，不承認這個民主政治，反而罵我們做“割據”，請問這是一種什麼道理？我們天天請求你們承認，你們卻老是不承認，這個責任究竟應該誰負呢？蔣介石先生以國民黨總裁和國民黨政府負責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也是這樣亂罵“割據”，自己不負一點責任，這有什麼道理呢？現在乘著蔣先生又在十一中全會上要求我們實踐諾言的機會，我們就要求蔣先生實踐這個諾言：採取法令手續，承認早已實現民權主義的陝甘寧邊區，並承認敵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若是你們依然採取不承認主義，那就是你們叫我們繼續“割據”下去，其責任和過去一樣，完全在你們而不在我們。第四，“紅軍名義及番號”早已改變了，早已“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了，早已“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了，這條諾言早已實踐了。只有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現在是直接受共產黨中央統轄，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這是因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發表了一個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反革命命令，宣佈該軍為“叛軍”而“解散”之，並使該軍天天挨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但是該軍不但始終在華中抗日，而且始終實踐四條諾言中第一至第三條諾言，並且願意複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要求蔣先生取消解散命令，恢復該軍番號，使該軍獲得實踐第四條諾言之可能性。
國民黨十一中全會關於共產黨問題的文件除上述各點外，又稱：“至於其它問題，本會議已決議於戰爭結束後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制頒憲法，盡可于國民大會中提出討論解決。”所謂“其它問題”，就是取消國民黨的獨裁政治，取消法西斯特務機關，實行全國範圍內的民主政治，取消妨礙民生的經濟統制和苛捐雜稅，實行全國範圍內的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和扶助中小工業、改善工人生活的經濟政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我黨共赴國難宣言中曾稱：“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訂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蔣介石先生既于這個宣言發表之第二日（九月二十三日）發表談話，承認這個宣言的全部，就應該不但要求共產黨實踐這個宣言中的四條諾言，也應該要求蔣先生自己及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實踐上述條文。蔣先生現在不但是國民黨的總裁，又當了國民黨政府（這個政府以“國民政府”為表面名稱）的主席，應該把上述民主民生的條文和一切蔣先生自己許給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的無數諾言，認真地實踐起來，不要還是把任何諾言都拋到九霄雲外，只是一味高壓，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要看事實，不願再聽騙人的空話。如有事實，我們是歡迎的；如無事實，則空話是不能長久騙人的。抗戰到底，制止投降危險，繼續合作，制止內戰危機，承認邊區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治，恢復新四軍，制止反共運動，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四五十萬軍隊，不要再把國民參政會當作國民黨制造反共輿論的御用機關，開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減租減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業，取消特務機關，取消特務教育，實行民主教育，這就是我們對蔣先生和國民黨的要求。其中大多數，正是你們自己的諾言。你們如能實行這些要求和諾言，則我們向你們保證繼續實踐我們自己的諾言。在蔣先生和國民黨願意的條件之下，我們願意隨時恢復兩黨的談判。
總之，在國民黨可能採取的三個方向中，第一個，投降和內戰的方向，對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是死路。第二個，以空言騙人，把時間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獨裁和積極準備內戰的方向，對蔣先生和國民黨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個方向，根本放棄法西斯獨裁和內戰的錯誤道路，實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確道路，才是蔣先生和國民黨的生路。但是走這個方向，在蔣先生和國民黨今天尚無任何的事實表示，還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國人民仍然要警戒極端嚴重的投降危險和內戰危險。
一切愛國的國民黨人應該團結起來，不許國民黨當局走第一個方向，不讓它繼續走第二個方向，要求它走第三個方向。
一切愛國的抗日黨派、抗日人民應該團結起來，不許國民黨當局走第一個方向，不讓它繼續走第二個方向，要求它走第三個方向。
前所未有的世界大變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來了，我們希望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人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關節有以善處，我們希望一切愛國黨派和愛國人民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關節有以善處。
注釋
[1] 一九四三年八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加拿大的魁北克舉行會議。這次會議就盟軍於一九四四年在法國北部登陸和在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加強對日本作戰等軍事問題，進行磋商並達成協議。在會議的最後兩天，中國外長宋子文代表蔣介石，參與了有關對日作戰和有效援助中國問題的討論。
[2] 這裡是指國民黨軍隊中蔣介石的嫡系將領和軍官。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曾經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也包括一部分曾經擔任過黃埔軍校教官的人。
[3]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1〕。
[4] 一九四三年六月四日，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同張治中談話中提出，因國共談判暫擱，林彪決定回延安，自己也擬同返。六月七日，蔣介石同周、林會面，表示允許他們回延安。六月二十八日，周、林等乘卡車離重慶，七月十六日抵達延安。
[5]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5〕。
[6] 同盟社是當時日本的官方通訊社。
[7] 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8〕。
[8] 見本書第二卷《論政策》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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