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革命家 REVOLUTIONARY

在《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展現了多層次的智慧，特別是在政治分析、宣傳技巧、戰略思維以及辯證方法的應用等方面，以下是這篇文章中所展現的幾種毛澤東的智慧：

1. 揭露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與目的
毛澤東非常清楚地揭露了美國對中國的侵略本質，指出美國的“友誼”和“援助”實際上是以控制中國為目的。他揭露了司徒雷登和馬歇爾系統代表的美國政策，直言這些政策的失敗就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徹底失敗，讓讀者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真面目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種揭露敵人本質的智慧，幫助人民認清形勢，不再對帝國主義存有幻想。

2. 巧妙運用宣傳，激發人民的覺醒
毛澤東在文章中不僅批判了司徒雷登和美國的政策，也藉此鼓舞和激發了中國人民的革命熱情。他引用艾奇遜的話，將其所謂的“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揭穿為干涉中國內政和實施侵略的藉口。他通過引用和分析敵對言論，讓人民看清帝國主義者的虛偽，進而激發人們的反抗意識和民族自豪感。毛澤東善於利用對方的言論作為宣傳素材，讓讀者在理解真相的同時，感受到敵人的可笑和虛偽，這種巧妙的宣傳智慧極具感染力。

3. 辯證分析和靈活應對
毛澤東運用辯證思維，清晰地分析了美國在中國採取的政策和行動。他指出，美國帝國主義之所以沒有選擇直接大規模武裝侵略中國，是由於中國人民的反抗、美國人民的反對，以及國際形勢（特別是蘇聯的存在）的制約。這種分析展現了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深刻理解，以及對敵人行動和策略的辯證剖析。他能夠看到形勢中對手的制約因素，並根據這些因素調整革命策略，這種靈活應對的智慧有助於在鬥爭中掌握主動權。

4. 情感化和民族精神的鼓舞
毛澤東在文章中強調了中國人民的骨氣和不屈精神，提及了聞一多和朱自清等人的事跡，歌頌了他們不屈服於國民黨和美國援助的民族氣節。這樣的敘述不僅向讀者展示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本質，還通過典型人物的故事激發了人們的民族自豪感和反抗精神。毛澤東善於把具體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引入文章中，以此來鼓舞群眾，這種情感化的宣傳方式非常具有感染力，能夠激發群眾的鬥志和革命熱情。

5. 強大的敘事掌控和話語權爭奪
毛澤東巧妙地掌控敘事，主動設置話語權。他在文章中將司徒雷登的離開描述為“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並進一步將美國的白皮書稱為“破產的記錄”。這些敘述不僅扭轉了司徒雷登離開可能被理解為正常外交變動的解釋，還將其變為美國政策失敗的象徵。毛澤東通過掌控敘事，成功地塑造了有利於中國革命形象的解釋框架，並在這樣的敘事中奪取了對帝國主義的話語主導權。

6. 政治宣傳的藝術性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運用了大量的諷刺和反諷手法，以鋒利的語言揭露了美國的虛偽。他諷刺司徒雷登“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還用“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來形容司徒雷登的落寞狀態，顯示出美國外交的尷尬和失敗。這些生動的描述，不僅增加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還有效地削弱了敵人的形象，使讀者在情感上感到與中國革命的勝利密不可分，這是一種高度藝術化的政治宣傳方式。

7. 鼓勵自力更生和獨立自主的精神
毛澤東在文章中強調了中國人民的自力更生，反對依賴外國的援助。他引用老子的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表明中國人民不怕困難、不怕封鎖的堅定信念，並進一步指出“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以此激勵人民的自信心，強調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精神。這樣的論述展現了毛澤東的戰略眼光，即在國際孤立和敵對封鎖的環境下，如何依靠內部力量進行革命和建設，從而激發人民的獨立意識和團結精神。

8. 善於利用敵人的矛盾來教育群眾
毛澤東通過引用艾奇遜的言論，揭示出美國在選擇對華政策時的掙扎與矛盾，並強調美國選擇第三種政策（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背後原因。他指出美國人民不支持直接干涉中國的行為，而這正是美國未敢大規模出兵的原因。這些揭露不僅讓群眾看到了敵人的虛偽和無奈，也使得群眾更為堅定地支持共產黨的革命路線。毛澤東善於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來教育和啟發人民，這展現了他在政治宣傳方面的高超策略。

總結
《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展現了毛澤東的多重智慧，包括揭露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運用辯證分析來解釋國際形勢、善於在政治宣傳中掌控話語權、以具體歷史人物來激發民族精神，以及鼓勵自力更生、強調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立場。他在文章中運用了大量的諷刺、反諷和情感化的描述，使得這篇文章既具政治性又具藝術性，不僅能啟發讀者的思想，還能激勵群眾的革命熱情和自信心。這些智慧為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人民的覺醒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也是我們學習和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資源。

實踐毛澤東的智慧需要在生活、工作和社會活動中，運用他所倡導的辯證思維、群眾路線、創新精神以及面對困難的堅韌毅力。以下幾個步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將毛澤東的智慧應用到現實中：

1. 運用辯證思維分析問題
毛澤東強調辯證法，特別是在《矛盾論》中深入探討了如何理解事物的矛盾和運用辯證思維解決問題。

抓主要矛盾：在面對複雜問題時，學會識別主要矛盾，專注於最具決定性的問題，而不被次要矛盾牽絆。這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尤其重要，可以幫助我們集中資源解決最具挑戰的問題。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同情境中應有不同的對策，避免簡單地套用以往的經驗。毛澤東提倡“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們在實踐中應根據具體情況調整策略，以達到最佳效果。
2. 發揮群眾路線，依靠集體智慧
毛澤東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是他的群眾路線思想，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秘訣之一。

聽取群眾意見：無論是在團隊合作中，還是社會活動中，積極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尤其是來自基層的聲音，這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問題，制定出更符合實際的對策。
激發集體力量：在實踐中，充分發揮集體的力量，比個人力量更能產生積極的影響。在工作中，與團隊成員共享目標，發揮他們的專長和才能，這樣可以提升團隊的工作效率和成果。
3. 確立長期目標和戰略
毛澤東善於從長期視角來制定戰略計劃，同時設立階段性目標以逐步達成最終目標。

設立階段性目標：在學習、工作或生活中，我們可以像毛澤東那樣將長期目標拆解為可以實現的階段性計劃，逐步完成每一小步，以達到長期目標。
靈活應對變化：面對變化和挑戰時，保持靈活性並不斷調整策略，這有助於應對不確定性並更好地達成目標。
4. 自力更生，勇於創新
毛澤東提倡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反對依賴外部的援助和依靠別人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工作和生活中，應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努力去解決問題，而不是總是尋求外部的幫助。這不僅能提升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有助於培養自信心。
勇於創新，打破教條：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不拘泥於教條，而是根據實際情況創造性地解決問題。這種創新精神在現代社會尤為重要，無論是在工作中尋求新方法，還是在學習中探索新知識，都應該保持創新精神。
5. 面對困難，保持堅韌
毛澤東在面對逆境時，總是表現出堅韌和樂觀的態度，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保持積極心態：在面對困難和挑戰時，不輕易放棄，保持積極的心態。毛澤東常說“困難像彈簧，你弱它就強”，我們在實踐中應該學會迎難而上。
將困難轉化為機會：毛澤東擅長在困境中找到突破口，並把劣勢轉化為優勢。在實際中，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困難背後的原因，尋找解決之道，把挑戰變為進步的契機。
6. 強化民族自信和愛國精神
毛澤東提倡自力更生和民族自信，特別是在外部壓力下，他強調要保持獨立自主的精神。

增強自信心：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要相信自己的能力，這不僅體現在個人層面，也體現在集體和國家層面。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不斷強調中國人民有能力克服困難、取得勝利，我們也應該保持這種信念。
參與公共事務，服務社會：在社會生活中，積極參與各類社會活動，關注公共事務，服務社會，這樣不僅有助於社會進步，也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國家和集體的需求，增強愛國精神。
7. 掌握宣傳與話語的藝術
毛澤東善於在宣傳中掌握話語權，用簡單明瞭的語言來激勵人心。

用簡單語言傳達想法：在與他人溝通或寫作時，學會用簡單而有力的語言來傳達自己的觀點，這樣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特別是在組織活動或團隊合作中。
塑造積極形象：毛澤東善於利用故事和具體的例子來打動群眾，我們在實踐中可以通過分享積極的經歷和故事，來激勵周圍的人，共同朝著目標努力。
8. 學會自我批評和自我反思
毛澤東提倡共產黨員應該進行自我批評，這是一種保持謙虛和提高自身的重要方式。

定期反思：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定期進行自我反思，總結自己在行為和工作中的不足，以此來提高自己。
接受建設性批評：不僅要自我批評，也要能夠接受來自他人的建設性批評，並將其視為改進自己的機會。毛澤東強調的自我批評有助於個人不斷進步，保持謙遜。
9. 運用實踐來檢驗真理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意味著理論應該通過實踐來檢驗。

將計劃付諸行動：在工作和學習中，嘗試將學到的理論付諸實踐，不斷從實踐中得到反饋，並改進自己的方法。
不斷調整行動：在實踐中根據反饋來不斷調整行動，避免墨守成規或只停留在理論層面，這樣才能真正達到預期效果。
總結
實踐毛澤東的智慧，不僅需要學習他的思想和理論，更重要的是將這些智慧應用於生活和工作的各個層面。運用辯證思維分析問題，發揮群眾路線的力量，勇於創新，保持堅韌，參與社會公共事務，以及掌握宣傳和話語權，這些都是實踐毛澤東智慧的具體途徑。在實踐中不斷學習、反思和改進，最終達到提高自身能力、促進社會進步的目標。

別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1]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美國侵略政策的物件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線鞏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歐洲進攻。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線，它是認為比較地鞏固的。這些就是美國侵略者的整個如意算盤。
　　可是，一則美國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地抵抗著美國的侵略政策，使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地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採取大規模地直接地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採取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臺灣，有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駐過美國的軍隊。美國的空軍控制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了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用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在長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或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2]。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3]。美國的空軍除替蔣介石運兵外，又炸沉了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4]。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只是還沒有公開宣佈作戰，並且規模還不算大，而以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系統不想直接侵略中國。在助蔣作戰的開頭，又曾演過一出美國出面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文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制全中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
　　對於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一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到的時候，美國在中國碰到了三種可能的選擇：（一）它可以一乾二淨地撤退；（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干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三）它可以幫助國民黨把他們的權力在中國最大可能的地區裡面建立起來，同時卻努力促成雙方的妥協來避免內戰。”
　　為什麼不採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說：“我相信當時的美國民意認為，第一種選擇等於叫我們不要堅決努力地先做一番補救工作，就把我們的國際責任，把我們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統統放棄。”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干涉中國。干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裡強姦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為什麼不採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種供選擇的政策，從理論上來看，以及回顧起來，雖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卻是完全行不通的。戰前的十年裡，國民黨已經毀滅不了共產黨。現在是戰後了，國民黨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這在前文已經有了說明。在那些從日本手裡收復過來的地區裡，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產黨卻比以往無論什麼時候都強盛，整個華北差不多都被他們控制了。從國民黨軍隊後來所表現的不中用的慘況看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來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我們因此採取了第三種供選擇的政策……”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
　　國民黨腐敗無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單就美國統治者來說，“回顧起來”，也是妥當的。因為這樣做起來實在有興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不想幹，幹是很想的，只是因為中國的形勢，美國的形勢，還有整個國際的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說）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採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裡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說。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像沒有失敗的樣子的歐洲馬歇爾計畫[5]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裡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裡，不抓在人民手裡，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6]。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7]。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8]。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9]，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10]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炮、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松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11]，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份子和其它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記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注釋

[1] 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國人，生於中國杭州。一九○五年開始在中國傳教，一九一九年起任美國在中國興辦的燕京大學的校長。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積極支持國民黨反動政府進行反人民內戰。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後，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觀望。同年八月二日，由於美帝國主義阻撓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徹底失敗，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離開中國。

[2]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後，以侵略中國領土主權和干涉中國內政為目的的美國軍隊即在中國登陸，侵駐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唐山、開平、秦皇島、靜海、青島等地區，並不斷地向解放區進犯。本文中所舉的安平鎮事件，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駐天津美軍配合國民黨軍隊進攻河北省香河縣安平鎮的事件。九台事件，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美軍向長春和九台間的和氣堡人民解放軍陣地進行軍事偵察的事件。唐山事件，是指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駐唐山美軍向宋家營等地侵擾，和同年七月間，在唐山附近的灤縣三河莊子、昌黎縣西河南村的侵擾。美軍對膠東半島的侵犯，前後發生多次，著名的有兩次，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國的飛機和軍艦向牟平縣浪暖口、小裡島侵犯；一次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軍配合國民黨軍隊進攻即墨縣北的王疃院。對於上述美軍進犯解放區的侵略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或地方人民武裝，都曾採取了嚴正的自衛行動。

[3] 陳納德，美國人。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國民黨政府空軍顧問，並組織“美國志願航空隊”（又稱“飛虎隊”，後改為第十四航空隊），支援中國抗戰。日本投降後，他率領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一部分人員，組織空運隊，説明國民黨進行內戰。

[4] 見本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注〔4〕。

[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歐由於戰爭破壞和自然災害的影響，政治動盪，經濟衰退。為了控制西歐和擴大國外市場，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說中，建議歐洲國家共同擬訂一個“復興”計畫，由美國予以“援助”。七月，英、法、意等十六國在巴黎開會，決定接受馬歇爾建議，成立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後改為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提出“歐洲復興方案”。由於這個方案是根據馬歇爾的建議制訂的，故又被稱為馬歇爾計畫。一九四八年四月杜魯門總統簽署美國《一九四八年經濟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對外援助法”）後，馬歇爾計畫正式執行。一九五一年底，美國宣佈提前結束執行這個計畫。

[6] “太公釣魚，願者上鉤”，是一個民間傳說。據傳周朝姜太公曾在渭水河邊用無餌的直鉤在水面三尺上釣魚，說：“負命者上釣來！”（見《武王伐紂平話》卷中）“嗟來之食”，是指一種帶侮辱性的施捨。齊國的一個饑民因為不吃嗟來之食而餓死的故事，見《禮記·檀弓下》。

[7] 聞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湖北浠水人，著名的詩人、學者和教授。一九四三年以後，由於痛恨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和腐敗，積極參加爭取民主的鬥爭。抗日戰爭結束後，積極地反對國民黨勾結美帝國主義發動反人民的內戰。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8] 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原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東海，現代文學家、教授。抗日戰爭結束後，他積極支援反對蔣介石統治的學生運動。一九四八年六月簽名於抗議美國扶植日本和拒絕領取“美援”麵粉的宣言。當時他的生活非常困苦，這年八月十二日終因貧病在北平逝世。在他逝世以前，還囑咐家人不要買國民黨政府配售的平價美援麵粉。

[9] 韓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國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伯夷頌》是韓愈所寫的一篇散文。伯夷，殷末人，周武王進軍討伐殷王朝，他曾經表示反對；武王滅殷後，他逃避到首陽山，不食周粟而死。

[10] 見《老子》第七十四章。

[11] 見李密《陳情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