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展現了毛澤東的多重智慧，尤其體現在他對時局的洞察、辯證分析的能力，以及擅於將敵對方的言論轉化為自己教育人民工具的策略智慧。以下是毛澤東在文章中展現的幾方面智慧：
深刻的政治洞察力： 毛澤東敏銳地觀察到了美國白皮書的發表背景，並指出這份白皮書本質上是一部“反革命的書”，它記錄了美國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和失敗。毛澤東認為這是一種帝國主義“脫出常軌”的表現，是因為美帝國主義內部出現了分歧和矛盾，不得不公開某些真相來回應內部的批評。他看到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內部分歧，並將這一現象視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無奈的反應。
辯證分析和轉化對手言論的能力： 毛澤東善於利用艾奇遜等美國政治人物的言論來為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服務。他指出，美國雖然宣稱其對外政策是為了“友誼”和“正義”，但白皮書中的記錄反而暴露了帝國主義的真實本質。毛澤東通過辯證地分析艾奇遜言論中的矛盾，將其所謂的“坦白”拆解成有選擇性的自我辯解，並提醒人民這些“坦白”背後的目的和欺騙性，這展現了毛澤東的深刻洞察和辯證分析能力。
教育人民的智慧： 毛澤東看到美國發表白皮書的時機，認為這正是一個教育人民的良好機會。他強調，這份白皮書“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幫助人民認清帝國主義的真面目。毛澤東善於利用對手的行為來加強人民的認識，將敵對勢力的宣傳材料變成教育群眾的工具，這是他作為革命領袖智慧的重要體現。
針對“極權政府”批評的反向解釋： 面對艾奇遜對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的“極權”指責，毛澤東以辯證的方式指出，共產黨政府對反動派的確是“專政”的，這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但對於人民則是民主的。這樣的回應既清晰地向人民解釋了共產黨專政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也有效反駁了帝國主義的抹黑，展現了毛澤東的政治辯論技巧和智慧。
把握時機的智慧： 毛澤東指出，討論白皮書的時機是中國革命取得基本勝利、國內外各種矛盾充分暴露之際。這說明毛澤東善於把握時機，選擇在中國人民思想開放和革命取得階段性成果的背景下，利用美國的白皮書來進行教育，這種對歷史發展節奏的掌握和對大勢的判斷力，也體現了他的戰略智慧。
總體而言，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展示了他作為革命領袖的深刻政治智慧，善於揭露對手的矛盾，化被動為主動，並將對手的宣傳材料轉化為人民教育的利器。他的辯證思維、政治洞察力和教育人民的策略，為中國革命提供了堅定的指引和支持。
學習毛澤東的戰略能力是一個多方面的過程，因為毛澤東在政治、軍事、社會運動等多個領域展現了深厚的戰略智慧。以下幾個步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學習和理解毛澤東的戰略能力：
1. 深入學習毛澤東的思想著作
毛澤東的著作中蘊含了豐富的戰略智慧，特別是《毛澤東選集》《實踐論》《矛盾論》以及其他關於軍事和政治的論述。
《矛盾論》與《實踐論》：這些著作闡述了毛澤東對世界的辯證觀，幫助理解他如何分析和解決複雜的矛盾問題，這對於戰略思維的培養十分重要。
軍事戰略著作：《論持久戰》《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書闡述了如何在劣勢中發展和壯大力量，這些著作可以幫助我們學習如何制定長期戰略、在困境中尋找機會。
2. 理解毛澤東的辯證思維
毛澤東的戰略能力根植於他的辯證思維，善於從對立的矛盾中尋找解決之道，這種能力幫助他能夠看清複雜局勢中的本質。
矛盾分析法：學習如何從不同層次的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分清矛盾的性質和次序，從而制定有效的戰略。毛澤東經常強調“抓主要矛盾”的重要性，這對戰略制定和資源分配尤為重要。
動態應變能力：毛澤東的戰略不拘泥於固定模式，他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不同情境下能靈活調整策略，這種適應變化的能力非常值得學習。
3. 從實際案例中學習
毛澤東的戰略智慧源於他領導的實際鬥爭經驗，尤其是他在中國革命中的實踐：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毛澤東選擇偏遠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這是基於對當前力量對比和當時國民黨強大壓力的精確判斷，這種“以弱勝強”的思路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長征與戰略轉移：通過學習紅軍長征的過程，可以看到毛澤東如何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保持戰略目標清晰，並且善於利用不對稱優勢來達成戰略意圖。
抗日戰爭中的“持久戰”策略：毛澤東提出抗日戰爭需要“持久戰”，這一策略強調中國軍隊應該以時間換取空間，以持久消耗敵人的力量，而不是貿然進行決戰，這是一個經典的戰略智慧體現。
4. 學習毛澤東的群眾路線
毛澤東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種策略是理解他如何在政治和社會運動中取得成功的關鍵。
依靠人民：毛澤東的戰略成功，很大程度上源於他能夠依靠群眾的力量。他深刻認識到人民是力量的源泉，戰略的執行必須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
充分發動和組織群眾：毛澤東擅長把群眾的自發性力量轉化為組織力量，並且能夠把複雜的理念轉化為群眾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語言，使得戰略得以有效落實。
5. 學習毛澤東的靈活戰略與創新能力
毛澤東的戰略靈活性和創新性尤其值得學習。他善於在戰略和戰術之間靈活切換，根據具體情況調整計劃，而不是僵化地執行。
游擊戰和正規戰的結合：毛澤東提倡的“敵進我退、敵退我追”的游擊戰術，結合正規軍隊的運用，充分發揮了不對稱戰爭的優勢，這種靈活應對、善於變通的方式十分重要。
獨立思考，打破常規：毛澤東不拘泥於傳統教條，而是結合中國具體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應用馬克思主義。他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就是一個創新的成果，這提醒我們在面對挑戰時要有創新思維，不要受限於傳統模式。
6. 培養長遠眼光與全局觀念
毛澤東在制定戰略時有著明確的長遠目標和全局觀念。
看大勢、謀全局：毛澤東經常從世界革命的角度來看中國革命，將中國的革命運動與國際環境聯繫起來，這種全球視角和全局意識值得我們學習。
設立階段性目標：毛澤東知道如何分解長期目標，設立階段性的戰略計劃，逐步實現最終目標。這種設立分步驟和階段性戰略的方式，可以幫助我們在面對複雜問題時理清思路。
7. 學習毛澤東的心理戰略
毛澤東善於利用心理戰，通過理解敵我雙方的心理動態來制定有效的戰略。
宣傳與話語權：毛澤東擅長通過宣傳攻勢來瓦解敵人的士氣，同時激發人民的鬥志。他明白掌握話語權的重要性，善於用簡單有力的語言來動員群眾，這對於戰略的執行至關重要。
知己知彼：毛澤東強調“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戰略中善於理解對手的心理和目的，從而制定出相應的策略以達到預期目標。
8. 培養應對逆境的堅韌精神
毛澤東在面對各種困境時，展示了強大的心理素質和堅韌的毅力，這是他戰略成功的根本保證。
從長征到抗戰：無論是紅軍長征，還是抗日戰爭中的困難時期，毛澤東總是能保持清晰的戰略思維，並且善於鼓舞士氣，這種堅韌精神是戰略實施的基石。
總結
學習毛澤東的戰略能力，不僅僅是學習具體的戰略方法，更是學習他處理複雜問題的思維方式、辯證分析的能力、面對困境的創新精神以及依靠人民的智慧。可以通過深入研究毛澤東的著作、分析他的具體戰例、理解他的思想原則，以及在實踐中培養全局觀念和創新思維來提升自己的戰略能力。
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關於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我們業已在三篇文章（《無可奈何的供狀》[1]、《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中給了批評。這些批評，業已引起了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社，各學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廣泛的注意和討論，他們並發表了許多正確的和有益的聲明、談話或評論。各種討論白皮書的座談會正在開，整個的討論還在發展。討論的範圍涉及中美關係，中蘇關係，一百年來的中外關係，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係，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係中應取的態度，對於帝國主義的新陰謀如何對付，等等。這種現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就中國人來說，我們的革命是基本上勝利了，但是很久以來還沒有獲得一次機會來詳盡地展開討論這個革命和內外各方面的相互關係。這種討論是必需的，現在並已找到了機會，這就是討論美國的白皮書。過去關於這種討論之所以沒有獲得機會，是因為革命還沒有得到基本上的勝利，中外反動派將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區隔絕了，再則革命的發展還沒有使幾個矛盾側面充分暴露的緣故。現在不同了，大半個中國已被解放，各個內外矛盾的側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來，恰好美國發表了白皮書，這個討論的機會就找到了。
白皮書是一部反革命的書，它公開地表示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干涉。就這一點來說，表現了帝國主義已經脫出了常軌。偉大的勝利的中國革命，已經迫使美帝國主義集團內部的一個方面，一個派別，要用公開發表自己反對中國人民的若干真實材料，並作出反動的結論，去答覆另一個方面，另一個派別的攻擊，否則他們就混不下去了。公開暴露代替了遮藏掩蓋，這就是帝國主義脫出常軌的表現。在幾星期以前，在白皮書發表以前，帝國主義政府的反革命事業儘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書上，卻總是滿篇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老奸巨猾的英帝國主義及其它幾個小帝國主義國家，至今還是如此。後起的，暴發的，神經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對，另方面遭受其同夥中一派反對的美國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認為以公開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來和他們同夥中的對手辯論究竟哪一種反革命方法較為聰明的問題，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們企圖借此說服其對手，以便繼續他們自認為較為聰明的反革命方法。兩派反革命競賽，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爭得不得開交了，一派突然攤牌，將自己用過的許多法寶搬出來，名曰白皮書。
這樣一來，白皮書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來，在許多問題上，主要地是在帝國主義的本性問題和社會主義的本性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所說的，在若干（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很多）中國人看來，總是將信將疑的，“怕未必吧”。這種情況，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後起了一個變化。艾奇遜上課了，艾奇遜以美國國務卿的資格說話了，他所說的和我們共產黨人或其它先進人們所說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結論來說，如出一轍。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開了眼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艾奇遜在其致杜魯門的信的開頭，提起他編纂白皮書的故事。他說他這本白皮書編得與眾不同，很客觀，很坦白。“這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的坦白記錄，這個國家早就和美國有著極親密的友誼的聯繫。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沒有刪略，儘管那裡面有些話是批評我們政策的，儘管有些材料將來會成為批評的根據。我們政府對於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能夠感應，這便是我們的制度的固有力量。這種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正是右派和共產黨的極權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
中美兩國人民間的某些聯繫是存在的。經過兩國人民的努力，這種聯繫，將來可能發展到“極親密的友誼的”那種程度。但是，因為中美兩國反動派的阻隔，這種聯繫，過去和現在都受到了極大的阻礙。並且因為兩國反動派向兩國人民撒了許多謊，拆了許多爛汙，就是說做了許多的壞宣傳和壞事，使得兩國人民的聯繫極不密切。艾奇遜所說的“極親密的友誼的聯繫”，不是說的兩國人民，而是說的兩國反動派。在這裡，艾奇遜既不客觀，也不坦白，他混淆了兩國人民和兩國反動派的相互關係。對於兩國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美兩國反動派的失敗，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這個時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時期。只有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國反動派，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國反動派與此相反，確是“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
艾奇遜們對於輿論的看法，混淆了反動派的輿論和人民的輿論。對於人民的輿論，艾奇遜們什麼也不能“感應”，他們都是瞎子和聾子。幾年來，美國、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對美國政府的反動的對外政策，他們是充耳不聞的。什麼是艾奇遜所說的“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呢？就是被美國共和、民主兩個反動政黨所操縱的許許多多的報紙、通訊社、刊物、廣播電臺等項專門說謊和專門威脅人民的宣傳機關。對於這些東西，艾奇遜說對了，共產黨（不，還有人民）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於是乎帝國主義的新聞處被我們封閉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的發稿被我們禁止了，不允許它們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國境內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
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乾淨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但是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說錯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於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的工作人員對於人民必須是恭恭敬敬地聽話的。同時，他們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於艾奇遜所說的“右派極權政府”，自從德意日三個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後，在這個世界上，美國政府就是第一個這樣的政府。一切資產階級的政府，包括受帝國主義庇護的德意日三國的反動派政府在內，都是這樣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鐵托政府現在也成了這一夥的幫手[2]。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佛朗哥、蔣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資產階級內部民主的幕布，是因為國內階級鬥爭緊張到了極點，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比起華盛頓、傑弗遜、林肯[3]的朝代來是差遠了，這是階級鬥爭迫緊了幾步的緣故。再迫緊幾步，美國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拋到九霄雲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遜一開口就錯了這許多。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是反動派。至於說，他的白皮書是怎樣一個“坦白記錄”這一點，我們認為坦白是有的，也是沒有的。艾奇遜們主觀上認為有利於他們一黨一派的東西，他們是有坦白的。反之，則是沒有的。裝作坦白，是為了作戰的目的。
注釋
[1] 這是新華社編輯部寫的一篇評論，發表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
[2] 一九四八年六月，由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工人党參加的情報局會議，作出《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對南共進行公開的指責，並把南共開除出情報局。當時，中國共產黨支持了這個決議。一九四九年情報局又通過《南斯拉夫共產黨在殺人犯和間諜掌握中》的決議。對這個決議中國共產黨沒有表示態度。關於對待南斯拉夫的問題，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澤東在同南共聯盟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團談話時曾說：我們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過去聽了情報局的意見，我們雖然沒有參加情報局，但對它也很難不支持。一九四九年情報局罵你們是劊子手、希特勒分子，對那個決議我們沒有表示什麼。一九四八年我們寫過文章批評你們。其實也不應該採取這種方式，應該和你們商量。假如你們有些觀點是錯了，可以向你們談，由你們自己來批評，不必那樣急。反過來，你們對我們有意見，也可以採取這種辦法，採取商量、說服的辦法。在報紙上批評外國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這次事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取得了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
[3] 華盛頓（一七三二——一七九九）、傑弗遜（一七四三——一八二六）、林肯（一八○九——一八六五），都是美國早期著名的資產階級政治家。華盛頓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一七七五——一七八三）的殖民地起義軍隊總司令，美國的第一任總統。傑弗遜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曾任美國總統。林肯主張廢除美國的黑奴制度，他在擔任美國總統期間，領導了反對美國南部各州奴隸主的戰爭（一八六一——一八六五），並在一八六三年頒佈了《解放黑奴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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