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將壞事變成好事的藝術
毛澤東以非凡的智慧和藝術，將一次次看似不可挽回的壞事，轉化為推動事業進步的契機，成為中國革命與建設過程中的重要資源。他的這種能力，不僅展現了深厚的哲學修養，更反映了他卓越的實踐智慧和戰略思維。以下將從幾個主要層面，結合歷史事例，分析毛澤東如何運用辯證法，將壞事轉化為好事。
一、辯證法的應用：壞事與好事的辯證轉化
毛澤東始終堅持唯物辯證法的核心理念，認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壞事和好事在特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他在《矛盾論》中提出：“矛盾的同一性，是在一定條件下的對立統一，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這一理論為他應對危機、轉化困境提供了堅實的哲學基礎。
案例分析：秋收起義的失敗與井岡山道路的開辟 1927年的秋收起義原本計劃進攻湖南省城長沙，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部隊遭遇嚴重挫折，從五千餘人銳減至千人。毛澤東敏銳地認識到，與其在城市中與強敵硬碰，不如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這一決策看似退卻，實則是戰略轉移，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並在井岡山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根據地。秋收起義雖失敗，但毛澤東將挫折轉化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的重要契機。
二、發掘“壞事”中的潛在機遇
毛澤東認為，壞事往往包含著改變現狀的契機，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準確識別並加以利用。他總是能夠從危機中看到機會，並迅速行動。
案例分析：紅軍長征與遵義會議 長征初期，由於博古和李德在戰略指導上的錯誤，中央紅軍頻頻受挫，部隊由出發時的數十萬人減少至數萬人，陷入極其危險的局面。然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成功奪回軍事指揮權，扭轉了紅軍的命運。他提出靈活機動的戰略，指揮四渡赤水，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最終將中央紅軍帶到陝北，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三、以實事求是為指導，果斷調整策略
毛澤東始終強調實事求是，反對教條主義和形而上學。他在面對壞事時，善於調查研究，結合實際情況制定解決方案。
案例分析：三灣改編與“支部建在連上” 秋收起義後的部隊士氣低落，紀律渙散，甚至出現逃兵現象。毛澤東在江西三灣村進行了部隊整編，確立“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而使部隊轉危為安。這一制度後來成為人民軍隊的基石，有效避免了叛變或瓦解的可能。
四、以人民為中心：從壞事中汲取教訓
毛澤東一生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從壞事中發現問題，改進政策，增強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繫。
案例分析：陝北開展大生產運動 1941年，由於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陝甘寧邊區出現糧食短缺問題，一些群眾甚至因徵糧過重對政府產生不滿。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問題的根源，在全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他親自帶頭參加勞動，號召自力更生。最終，邊區糧食問題得以緩解，群眾對政府的信任也大大增強。
五、用反面教材教育全黨
毛澤東對壞事的利用不僅僅停留在解決當前問題，他還善於將其作為反面教材，對全黨進行警示教育。
案例分析：劉青山、張子善的處決 在“三反運動”中，高級幹部劉青山、張子善因貪污被判處死刑。毛澤東指出：“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0個、2000個甚至更多的幹部。”這一果斷行動，不僅清除了黨內的腐敗分子，也使全黨受到深刻教育，幾十年間，共產黨內幾乎沒有再出現高級貪官。
六、將壞事轉化為戰略機遇
毛澤東常常在國家面臨危機時，採取果斷行動，化解危機的同時為國家贏得戰略優勢。
案例分析：抗美援朝戰爭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的軍事威脅使新中國面臨巨大危險。毛澤東果斷決定出兵朝鮮，保衛國家安全。最終，中國軍隊不僅保衛了國家邊疆，還打破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提升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
七、壞事中的長遠目光與“乘數效應”
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在於，他不僅僅解決當前的壞事，還能從中發現未來的長期價值，將壞事的影響轉化為長遠的戰略收益。
案例分析：井岡山的星火燎原 雖然井岡山根據地在最終被敵人摧毀，但毛澤東已經將革命的種子播撒到了中國的廣大農村。以井岡山為起點的農村革命道路最終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
總結
毛澤東將壞事變為好事的藝術，體現了辯證法的核心思想，即矛盾的對立統一與轉化規律。他在面對困難時，既能看到危機中的機會，又能結合實際制定創造性的解決方案，實現短期問題的解決與長期價值的最大化。這種能力來自於他深厚的哲學修養、堅定的理想信念以及卓越的實踐智慧，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學習榜樣和啟發。
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在面對困難挑戰時常說這樣一句話，“壞事能夠變成好事”。毛主席總是能以超常的方式解決難題，脫出困境，取得成功。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是普遍聯繫和發展的，矛盾雙方既鬥爭又統一，在一定條件下會互相轉化。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就說過：“一切矛盾著的東西，互相聯繫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毛澤東選集》第1卷）。”這為我們觀察“危”與“機”的相互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讓哲學變為群眾手中的武器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更加注重哲學的研究、普及和通俗化。他鼓勵哲學家們用通俗的語言多寫宣傳辯証唯物論的文章，而過去這類宣傳做得太少。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號召領導幹部要培養學哲學的興趣，養成學哲學的習慣。強調“有了辯証唯物論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頁。）。在日
理萬機的情況下，他仍密切關注學術界、理論界的哲學研究。他多次批評黨報不關心思想理論工作，哲學、社會科學文章很少。他嚴肅地指出：“人民日報社論不涉及理論（辯証法、唯物論），足見頭腦裡沒有理論的影子，所以該報隻能算是第二流報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45頁。）他又鄭重地指出：“不關心哲學，我們的工作是不能勝利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頁。）
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注重從哲學上批評史達林的錯誤，總結蘇聯和我國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他認為史達林犯錯誤，從思想上、哲學上講是部分地、然而是嚴重地違背了唯物論辯証法，搞了唯心論形而上學，思想僵化，要麼這樣，要麼那樣。針對史達林的錯誤，他強調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批評社會主義社會無矛盾論。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以蘇聯為鑒戒，寫作了《論十大關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理論問題。他借用鄧小平的話，提倡“照辯証法辦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頁。）。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忽視哲學的傾向和社會主義社會無矛盾論的盛行，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專門講了哲學問題，提出要廣泛宣傳對立統一觀念，讓辯証法從哲學家的圈子裡走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他建議，要在各國黨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上談哲學問題，要在黨的各級地方委員會上談哲學問題。
鑒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嚴重挫折，1961年毛澤東提出搞實事求是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3年，他寫作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等文，提出為了做好工作應在全黨進行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他發出“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裡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裡的尖銳武器”的號召。（《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頁。）他又提出，哲學家要深入工廠、農村，搞實際的哲學，把哲學體系改造一下，用勞動人民的語言，寫通俗的文章。
為了讓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學習哲學、掌握哲學，毛澤東一貫注意哲學的通俗化、大眾化。他十分贊賞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認為它是一本“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毛澤東書信選集》，第80頁。）著作，向延安的幹部做了推薦。他自己在抗大講授哲學，寫作《實踐論》、《矛盾論》時同樣十分注意結合實際，深入淺出，簡潔明瞭，通俗易懂。他指出，唯物辯証法是一門完備的深刻的科學，但它並非如有的人所說的“深奧難懂”，“一般人沒有學會的可能”﹔“辯証法之所以使人覺得困難，是因為沒有善於講解的辯証法書”﹔“所謂善於講解的書，在於以通俗的語言，講親切的經驗”。（毛澤東：《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43頁。）他自己的講課就充分體現了“以通俗的語言，講親切的經驗”的特點。許多聽課學員的共同反映是：“主席講哲學深入淺出，講得非常生動、活潑、有趣，許多聽眾不斷發出笑聲，有時則哄堂大笑。”（郭化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片斷》，《解放軍報》1978年12月28日。）中外許多研究者也都指出《實踐論》、《矛盾論》具有語言的通俗、生動和哲理的豐富、深刻相統一的優點。正是因為《實踐論》、《矛盾論》是真正中國化、大眾化的著作，因而在問世後受到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的歡迎。包括《實踐論》、《矛盾論》在內的《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公開出版、印行過20多次。新中國成立後，《實踐論》、《矛盾論》成為幹部和人民群眾學哲學、用哲學的基本教材。
古人說：“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周易•系辭上》）通俗易懂的著作使人容易掌握，簡要明瞭的理論使人容易實行。毛澤東歷來反對煩瑣哲學，認為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麼多注釋，現在統統滅亡了。他自己的哲學則具有“易簡”的優點。世界處處有矛盾，生活事事有哲學。他善於結合工作、學習和生活講哲學，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現象加以哲學的說明，對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行哲學的總結。他有很好的文學修養，善於運用具有中國特點的、為廣大民眾所熟悉的語言來闡發和表達深刻的哲理。他提出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實踐出真知、多想出智慧、一分為二、兩點論、壞事變好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抓主要矛盾、“解剖麻雀”、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概念、命題、思想，已普及於幹部乃至一般群眾。
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哲學就是要走出書齋，走出課堂，變為人民群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思想武器。學一學毛澤東變壞事為好事的本領
作者：申尊敬 來源：紅色文化網 2018-05-29 3062
學一學毛澤東變壞事為好事的本領
申尊敬
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提出“本領恐慌”的命題，既自勉自勵，也號召各級幹部加強學習，解決自己的“本領恐慌”。那時候，毛澤東的“本領”已經受到全黨公認，他談這問題，估計天下沒幾個人敢說自己沒有“本領恐慌”。
70多年過去了，這問題依然是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屢次要求我們不斷解決“本領恐慌”問題。可見，“本領恐慌”是個老問題，也是個大問題。這世界千變萬化，新難題不斷湧現，一人，一家，一單位，一社團，一地區，難免時常被這個問題困擾。
把壞事變成好事，是“本領恐慌”的題中題，也是極為重要的一項“本領”。
毛澤東有一個非凡的本領，他能把壞事變成好事。欣賞偉人變壞事為好事，是一大享受，也是我們提升幹事創業能力和水準的重要途徑。在欣賞中學習他老人家變壞事為好事的智慧，哪怕學到一點皮毛，也該三呼萬幸。
一般人遇到壞事，要麼認命喊倒楣，要麼罵娘發牢騷，要麼搖頭歎氣，要麼怨天尤人，總之是消極者居多，積極者居少，無可奈何的比有所作為的多。
怎樣面對和處理生活中工作中各種各樣的壞事？被壞事壓垮呢，還是在困境中崛起?
毛澤東的選擇是把壞事變成好事。令人感佩的是，毛澤東有一種超越常人的本領，他不僅能夠而且善於把死棋走成活棋，把壞事變成好事，還會讓壞事情釋放出正能量。
把壞事變成好事，毛澤東是非凡的大師，是我們最好的導師。學習毛澤東的智慧，這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
“向釘子學習”
壞事當然不會自動變好事，就像“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動跑掉”一樣，創造必要的條件，是壞事變好事的前提，毛澤東最善於創造讓壞事變好事的條件。
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在於，他的系統思維能力極強，不管遇到多大的難題或壞事，他都能想出常人想不出的對策，往往還不是一招一式，而是神鬼難料的“組合拳”，有了這樣的“條件”，於是難題迎刃而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什麼國民黨反動派，什麼“三座大山”，什麼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雖然都貌似強大得嚇人，他都“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最終都不是他的對手，結果都如山之倒，垮得稀裡嘩啦。
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作報告時，曾給學員于江題詞：“碰了釘子時，就要向釘子學習，問題就解決了。”這極富哲理的題詞，既是勉人，也是勵己。
毛澤東就是向“釘子”學習的好榜樣。他不僅善於向歷史上現實中各種各樣的“釘子”學習，也非常善於從我黨我軍的失誤和挫折中汲取教訓，總結經驗。他曾說：“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變得比較聰明起來了。”他指揮打仗“不二過”，就是碰了釘子，學習釘子，總結經驗、以利再戰的最好範例。
毛澤東走上戰爭舞臺後，遇到的最大對手就是蔣介石，蔣介石也一直把毛澤東視為最大的敵人。
蔣介石是20世紀世界上最殘忍的統治者之一，他比俄國的沙皇兇殘一萬倍。沙皇對革命党的領導人最嚴厲的懲罰是抓起來後先監禁，再流放到遠東的西伯利亞等苦寒之地做苦役，但沙皇輕易不殺革命者的頭。列寧和史達林等俄國革命的領導人都曾多次被沙皇流放，吃了很多苦，但人活著，革命的“本錢”還在，還有“翻盤”的可能。
蔣介石對毛澤東共產黨就沒有那麼溫良恭儉讓了，他的辦法主要有兩條，一是殺頭，二是圍剿，這兩條的目的都是要對毛澤東和共產黨人進行肉體消滅，甚至投降了也要殺頭，向忠發就是投降之後被殺掉了。1945年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對蔣介石說：“你一路追殺我們，你把我們幾乎殺絕了。”追殺不成，蔣介石多次懸賞要毛澤東朱德等人的首級，賞金是越來越高，大洋從幾千到幾萬。他甚至提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這樣古今罕聞的殺人方針。1949年11月，新中國已經宣告成立了，蔣介石還下令在重慶屠殺共產黨人，發洩失去江山的怨憤。蔣介石就是要把共產黨斬盡殺絕，除卻心腹患，以解心頭恨。即使在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期間，戰爭形勢稍有緩和，蔣介石就要不失時機地舉兵“剿匪”，千方百計地剿殺共產黨。他的兩隻手，真是沾滿了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鮮血！
毛蔣爭鋒的前20多年，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隊伍長期處於劣勢，這當然是壞事。但毛澤東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等辦法，一點一點消滅蔣介石的有生力量，一點一點為黨和人民積聚力量，積小勝為大勝。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組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在湘贛邊界“霹靂一聲暴動”，領導了著名的秋收起義。這一年，毛澤東33歲，當過小學教員的毛澤東頭一次上了戰場，面對強敵。
實事求是地說，這是一次失敗的起義。起義部隊的原定目標是攻佔湖南省會城市長沙，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國民黨軍重兵追剿，起義部隊死的死，跑的跑，很快由五千多人減少至一千五百多人。
9月15日晚，毛澤東冒著違抗中央指示的風險，果斷決定停止向長沙進攻，率領遭受重創的起義部隊邊打邊撤，來到瀏陽的文家市。
19日晚，毛澤東在裡仁學校召集師、團主要負責人開會，研究工農革命軍的行動方向。他清醒地分析形勢，提出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第二天，部隊向南前進，往井岡山走。
這一走，為中國革命走出了一片燦爛輝煌的新天地！
從這時候起，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精神這個法寶，開始在戰場上顯靈了。
毛澤東領著起義的隊伍由進攻大城市轉兵向農村，看似退，實為進，是走向中國人民革命歷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
在轉兵向南的艱難行軍途中，一路艱苦戰鬥，屢遇險情，毛澤東也吃盡苦頭，他的兩隻腳鮮血直流，但依然和戰士們一樣堅持行軍。有些人感到前途渺茫，選擇了逃跑。
9月29日，毛澤東把起義部隊帶到了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這時的部隊，只剩下千人左右了。
在三灣，毛澤東利用甩掉了追敵的幾天寶貴時間，決定對起義部隊進行整頓和改編，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
在中國軍隊幾千年的歷史上，這是一次破天荒的大改革。這一改，共產黨的軍隊有了新氣象。
“三灣改編”最重要的內容是，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各級部隊分別建立黨的組織：班排設黨小組，黨支部建立在連隊上，營、團建立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由同級黨委的書記擔任。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經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
從此，“支部建在連上”和“党指揮槍”成了人民軍隊鐵打的制度。這個建軍原則，成為毛澤東領導的軍隊在任何艱難困苦中壓不垮，打不爛，卻能壓倒一切敵人的核心競爭力。
這支隊伍從此成了一支嶄新的隊伍，舊式軍隊的習氣和農民的自由散漫作風徹底改變。
“三灣改變”是古田會議的序曲，是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開創了党指揮槍和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先河，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從此成了一支獨具特色的軍隊。後來，我們軍隊的規模和裝備不斷發展變化，但“三灣改編”確定的這兩條原則，始終沒有變。
很久之後，人們才認識到“班有黨小組，支部建在連上”這個制度的厲害。一個班遇到大事，先由黨小組長召集會議進行討論，表決後少數服從多數，班長的意見如果被多數否決，必須按照多數人的意見辦。班是軍隊最小的單位，一個班尚且如此，連以上單位的行動，更要按這一套規矩辦。任何個人也無法決定哪怕是最小的軍事組織的行動，這就是共產黨的軍隊為什麼不會發生集體叛變或逃跑之類事件的制度原因。
10月下旬，毛澤東把這支隊伍帶上了井岡山，經過一系列艱苦細緻的工作，把袁文才和王佐在井岡山上的農民武裝改造成紅軍的隊伍。毛澤東在井岡山上建起了根據地後，朱德1928年4月率南昌起義的殘部800多人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這年12月，彭德懷也帶領平江起義的800人上了井岡山。此後不久，毛澤東開闢的這一片紅色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
秋收起義是一次嚴重受挫的起義，但毛澤東從這次失敗出發，奇跡般地開闢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井岡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紅色根據地。
從這個意義上說，秋收起義雖敗猶勝，勝得意義深遠，功德無量。
面對秋收起義的嚴重挫折，毛澤東沒有灰心喪氣，沒有怨天尤人，沒有洗手不幹。他目光堅定，信心十足；他率領殘部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創造新的革命業績；他不斷探索，不斷實踐，不斷總結，僅僅用了一年多時間，就在井岡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開闢了一條新道路，找到了符合國情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澤東在井岡山期間想的問題，提的口號，幹的事情，都出之於大戰略、大智慧，立足當前，影響未來。
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沒有勝利，但經過他卓越的努力，“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是失大於得，而是得大於失。
從“靠邊站”到“挽狂瀾”
紅軍長征前 ，毛澤東是個沒權沒位的閒人。長征出發前，他還是一個靠邊站而且經常挨批判的物件。在開闢井岡山和瑞金中央蘇區功勳卓著的的他，雖然還是名義上的蘇維埃政府主席，其實只是一個軍中閒人，只能跟著部隊走路。這位紅軍的締造者，看著紅軍一次又一次打敗仗，戰友們死的死，傷的傷，他內心的痛苦一般人難以體味。
毛澤東不是消極主義者，消極處世不是毛澤東的性格，也不是他的風格。他沒有抱怨，沒有牢騷，甚至沒有計較自己所受的委屈，他在積極爭取扭轉党和紅軍面臨的危局。
因為生病，毛澤東和同樣病重的王稼祥躺在擔架上，但兩人不斷地和張聞天交流思想，分析紅軍勝敗得失的經驗教訓，探討今後應該怎麼辦。正是這種深入的交流探討，終於促成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的召開，取消了博古和李德錯誤的軍事領導權。毛澤東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革命的航船從此駛入正道。毛澤東也從台下走到了臺上，開始了挽救了革命挽救黨的新征程。
長征路上的毛澤東如果做一個消極的行走者，也不會有人指責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麼，但那就不是毛澤東了。他是党的創始人，是紅軍的締造者，他有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他絕不會做一個消極的隨大流者。
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的里程碑，也是毛澤東人生的里程碑。但這不是誰的饋贈，而是毛澤東的歷史主動性的碩果。
毛澤東有極強的歷史主動性，絕不輕言放棄。沒有機會，他會創造條件，創造機會。一旦轉危為安的時機成熟，他就會緊緊抓住機遇，絕不坐失分秒，讓機遇產生裂變效應，戰場上如此，政治上一樣如此。他不是為個人爭權力爭名譽，是為黨和國家民族爭生存權和發展權。
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把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在擔架上的議論，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其實毛澤東正是通過擔架上的議論，讓張聞天和王稼祥接受了他的正確思想觀點，爭得了革命戰爭的領導權。他受命於危難之際，挽狂瀾於既倒，改變了党和紅軍的命運。今天的遵義人自豪地對中外遊客說：“沒有我們遵義，就沒有新中國！”
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成了實際上的紅軍主帥。他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翻雪山，過草地……令人眼花繚亂的“四渡赤水”，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是中外戰爭史上的經典範例。雖然經歷了千難萬險，他終於把中央紅軍帶到了陝北，為黨中央和紅軍找到了新的落腳點和出發點，中央機關在陝北安然無恙13年。
長征是共產黨的苦難之行，也是輝煌史詩。毛澤東後來在陝北講起長征的意義時自豪地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沒有遵義會議，沒有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後指揮紅軍取得的一系列勝利，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可能就得重寫。正是由於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後重掌軍權，紅軍才從此前的屢吃敗仗，變為不斷勝利。
毛澤東把一支不斷失敗的隊伍，變成了一支不斷勝利的隊伍，他也贏得了“用兵真如神”的盛譽。
化罵聲為讚譽
作為領袖的毛澤東，也曾遭遇被普通百姓惡語咒駡的尷尬。毛澤東沒有大發雷霆，也沒有打擊報復罵他的人，而是尋找挨駡的原因，思考怎樣改進工作，消除百姓的怨氣。
1941年6月3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討論征糧問題時，會議室突然遭到雷擊，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被雷電擊死了。一個農民事後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得知後，要把這件事當做反革命事件追查，毛澤東堅決制止了這種作法。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那時在陝北已經有了很高的威望，一個普通農民卻敢這樣惡語咒駡毛澤東，這引起他的深思。他深入調查後，發現問題的癥結是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政府征了過頭糧，惹得老百姓有怨氣。
毛澤東決定開展以開荒種糧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他親自為這個運動題詞：“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軍隊首先帶頭搞生產。八路軍一二0師三五九旅原來是從華北調來保衛黨中央的，如今在旅長王震的帶領下，開赴荒無人煙的南泥灣開荒生產，成為一支“又戰鬥來又生產”的部隊。延安的黨。政、軍、民、學各單位紛紛行動起來，參加了這場轟轟烈烈的生產運動，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也親自開荒種地。毛澤東在楊家嶺對面的山坡上開了一片地，他那麼忙，有空時也放下手頭的工作，親自鋤草澆地，不讓身邊工作人員代勞。
1943年9月，南泥灣已經成為“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江南”。毛澤東到南泥灣視察時，興奮地說：“困難，並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假定將來有了外援，也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後來他又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
毛澤東就具有這種見微知著的獨到眼光和特殊本領。他挨了一個農民的罵，非但沒有生氣發火，更沒有懲罰這位農民，竟然能夠從一個普通農民罵娘的話中發現我們政策的大缺陷，然後果斷採取措施，改進工作。陝甘寧邊區的群眾對黨和政府多征公糧的怨憤，很快變成了衷心擁戴，對毛澤東更是讚不絕口。
在國家危機中揚威世界
1950年，毛澤東正在全力以赴醫治戰爭創傷，殫精竭慮建設新中國，沒想到，鴨綠江外戰火起，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了。美國不斷派飛機轟炸我國東北邊境城市，蔣介石也來湊熱鬧，天天在臺灣喊著要反攻大陸，甚至向美國總統申請要派兵參加聯合國軍，到朝鮮幫美酒打我們。
建立才十幾個月的新中國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繈褓中的共和國危如累卵。
新中國和中華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顯然是一個天大的壞事。
對手是武裝到牙齒的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國聯軍，這個仗打還是不打，毛澤東的魄力和能力，面臨著一次世界級考驗。
毛澤東決定摸一摸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老虎屁股，他毅然派志願軍赴朝參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三年多後，毛澤東把美國人打到了板門店的談判桌上，美國將軍代表美國政府乖乖地在停戰協議上簽字。
抗美援朝戰爭不僅打出了中國的國威軍威，也為新中國在世界上打出了國際地位，還為中國人民打出了幾十年的太平日子，美國只好無奈地把武裝顛覆共產黨政權的方針改為和平演變。
抗美援朝戰爭打怕了美國佬，打強了中國心，打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打穩了共產黨的江山，打牢了新中國邊境安全的基石。有專家說，抗美援朝是新中國在世界上的奠基之戰。
毛澤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還有一個大收穫：全國各族人民空前團結，同仇敵愾，意志統一。戰爭期間，全國各地各界各民族組成慰問團，一批又一批赴朝慰問浴血奮戰、保家衛國的志願軍將士。志願軍將士的英雄事蹟傳遍了祖國的每一個角落，幾億人凝聚成了一條心，一股勁，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萬眾一心的局面。這為毛澤東共產黨後來創大業、幹大事，打下了極其重要的思想基礎，毛澤東共產黨後來一聲號令，舉國回應。
讓“毒瘤”變“教員”
1951年11月，河北省“三反運動”揭露出了兩個高級貪官，一個叫劉青山，一個叫張子善，劉是天津地委書記，張是地區專員，都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劉、張總共貪污171672萬元（舊幣），還同私商勾結，用公款倒賣大批鋼鐵，中飽私囊，給國家造成很大損失。
劉青山1931年入黨，張子善1933年入黨，在敵人的監獄裡表現得堅貞不屈，但他們沒能經受住金錢的誘惑，倒在了“金錢關”下。
毛澤東知道後極為震怒。他熟讀歷史，對歷代封建王朝興衰更替的規律瞭若指掌，對其深層次的經驗教訓洞若觀火，更有獨特的體悟，李自成的隊伍進京後因腐敗而失敗的教訓尤其慘痛，他十分擔心我們的領導幹部隊伍在革命勝利後出現李自成式的人物。
早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已經諄諄告誡全黨，要警惕“糖衣炮彈”，不能做不拿搶的敵人的俘虜，可以說是警告在先。但如今，他擔心的壞人壞事還是發生了。
共產黨執政才兩年多，幹部隊伍就出現了如此嚴重的腐敗現象，而且發生在高級幹部之中。功臣變罪魁，毛澤東既憤怒，又痛心。
毛澤東也清醒地看到，這個壞事處理好了，就可能成為好事。他要借這個案子教育全黨，以儆效尤。
華北局上報的意見是對劉、張二人“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2月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決定對這兩個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在省會保定召開公判大會，將劉青山、張子善公開槍決。
在中央討論這個案子的前後，有人給毛澤東捎話提建議，不要將他們判死刑，給他們留條命。
毛澤東沒有採納這種建議，他說了一段震爍千古的話：“正因為他們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
毛澤東一生親自下令處決的人極少，但這些被處決的人都成為極好的反面教員，產生了極大的震懾和教育作用。
這一次他痛下決心，“揮淚斬馬謖”後，一直到他去世的幾十年間，社會上有貪民，共產黨的幹部隊伍裡幾乎再無貪官，這兩個反面教員的作用“功”莫大焉。
高級幹部中出了貪腐分子，這是壞事。殺了他們，清除了毒瘤，使黨的肌體保持健康幾十年，這該是多大的好事！毛澤東是大戰略家，這個大帳算得很清楚。
讓壞事變成的好事產生“乘數效應”
毛澤東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壞事，都有辦法讓它向好的方面轉化，還能把一件壞事轉化成一批好事，讓它產生“乘數效應”。在他的手裡，由一件壞事轉變出來的好事，常常很大、很多。還很好，好得出人意料，令人歎為觀止。
這不是一般的本事，這是領袖級的本領。
毛澤東曾說：“我們不做蝕本的生意”。我們看看他率領秋起義的殘部上了井岡山後，怎樣用“小本錢”做成大事業。
毛澤東帶上井岡山的隊伍，不滿一千人，毛澤東手裡的“本錢”，真是“多乎哉，不多矣”！
他清醒地知道，起義不是起哄，一支紀律渙散的隊伍，難成大業。
毛澤東向部隊宣佈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打土豪款子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紅軍攻克遂川縣城後。他又宣佈了六項注意。這就是後來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雛形。
在井岡山站穩腳跟後，毛澤東在鬥爭實踐中發現，中國革命離不開農民，武裝鬥爭一定要與農民運動相結合，把農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於是，他領導這支初創的紅軍隊伍做群眾工作，在當地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軍隊和老百姓，漸漸親如一家人。“軍民團結如一人”，成為戰勝敵人的銅牆鐵壁。他後來說：“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
11月上旬，部隊攻佔茶陵縣之後，毛澤東在這個縣建立了工農兵政府。這是湘贛邊界的第一個工農兵政權，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工農兵政府。
1928年1月，毛澤東指揮紅軍攻克遂川縣城後，總結實踐經驗，提出“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遊擊戰作戰原則。這就是著名的遊擊戰十六字訣的雛形。4個月後，毛澤東和朱德概括出廣為人知的遊擊戰十六子訣。
從秋收起義到總結出“十六字訣”，毛澤東只用了短短4個月時間！這個一用就靈的遊擊戰術，指導人民軍隊的遊擊戰不斷取得勝利，也成為亞非拉地區人民在爭取民族獨立解放戰爭中的致勝法寶。
在甯岡的茅坪，毛澤東又建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他親自擔任特委書記，領導邊界各縣工農兵政府“打土豪，分田地”，開展土地革命。這次土地革命，是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村社會大變動，幾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推翻了，廣大貧苦農民分得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土地，連永新縣一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參加紅軍和全力支援紅軍發展的貧苦農民越來越多。這些人，成為紅軍的中堅力量。
井岡山根據地全盛時期，工農武裝割據區域的面積達7200平方公里，共有50多萬人，這裡成了全國最大的工農武裝割據的紅色根地。
中國革命的基本思路和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在小小的井岡山已經形成了。
秋收起義嚴重受挫，但毛澤東卻把一次失敗的起義轉化成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國革命正是沿著毛澤東在井岡山開闢的道路，由小到大，由弱到強，走向全國勝利。
辯證思維創造傑作
毛澤東掌握了辯證法的精髓和活的靈魂，是辯證思維的大師。他善於發現危中之機，能看出壞中之好，從絕境中突圍，是他的絕活。他的領袖神采，也在一次次變壞事為好事的過程中大放光華。
從井岡山到北京城，毛澤東遇到這樣那樣的壞事後，哪一個不是被他變成了更多更大的好事？即使是林彪事件這樣震驚中外的特大壞事，78歲高齡的毛澤東，也能讓它轉變成教育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反面教材。不佩服，行嗎？
古人講，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個說法有點辯證法的味道，但更多的是遭受挫折後的一種自我寬慰，很有點“精神勝利法”的意味，骨子裡是消極無奈地給自己寬心，不過是無力改變現實時一種無可奈何的解脫之道而已。
毛澤東一旦失了“馬”，就要想方設法得到“大象”甚至是“熊貓”。從秋收起義到朝鮮戰爭，他當了25年不拿槍的軍事統帥，指揮過無數大小戰鬥戰役，只打過4次敗仗。在古今中外的軍事家中，這肯定是一個奇跡。吃了敗仗，他就分析原因，總結經驗教訓，絕對“不二過”，這讓陳毅佩服得五體投地。陳毅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對黃克誠讚歎道，毛主席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不二過”。
把壞事變成好事，當然不是誰都能辦到的事。把壞事變成好事，需要極高的哲學思維水準，沒有把辯證法運用到爐火純青的本領，沒有勇於知錯改錯的胸懷和氣度，沒有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很難把壞事變成好事。毛澤東把壞事變好事的許多範例，就是辯證思維的傑作。
偉人的偉大，並不是能把壞事嚇跑了，偉人遇到的壞事往往更多更大，把壞事變成好事的難度也更大。偉人的偉大，往往在於他能調動各種力量，運用各種手段，利用他的大智大慧，把壞事變成好事。他遇到的壞事越大，越能顯出他的智慧之超凡絕倫。
偉人變大壞事為大好事，大壞事成就大偉人。
如果這世界每一天都光昌流麗，春暖花開，偉人豈不是沒有了用武之地？那這個世界將顯得多麼平庸無趣啊！
我們都是凡人，面對人生路上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壞事，也應該想方設法讓工作和生活中的壞事變成好事，至少不能讓壞事變得更壞。也許我們一時還做不到，但我們可以學習毛澤東把壞事變成好事的智慧，不妨從學懂弄通辯證法開始。
毛澤東一生的成就那麼大，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老人家的哲學功底極其深厚扎實，他的理論造詣非常高。他堅持不懈地學哲學，用哲學，而且學而有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常人望塵莫及。
辯證法在毛澤東那裡，不只是一種知識，不只是一門學問，不是教授們的高頭講章，更不是什麼用來嚇人的教條，而是解決各種各樣難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一種超越常人的大智慧。他既深黯其原理，又善於從實際出發，出神入化地在實踐中靈活運用。
毛澤東把辯證法用得爐火純青，得心應手，他早已進入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由王國”，所以，他把壞事變成好事的本領，就驚人的大。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毛澤東創造的這些經驗，他留下的這些財富，需要我們經常學習，認真繼承。
我們這些凡人要想擁有把壞事變成好事的本領，一個重要途徑是老老實實地拜毛澤東為師，認認真真地研究他老人家變壞事為好事的一個又一個經典範例，潛心領悟，從中得一點“真經”，用於實踐，幹事創業的能力就可能突飛猛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