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在1939年9月28日寫給《中蘇文化協會》的文章，目的是在當時國際複雜的背景下，闡述蘇聯與世界各國，尤其是與中國的關係，澄清一些對蘇聯外交政策的誤解，並說明蘇聯利益與世界大多數人民利益的一致性。通過這篇文章，毛澤東不僅表達了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支持，也為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指明了國際合作的方向。這篇文章的目的和戰略思維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文章的目的
闡明蘇聯利益與世界和平、人類利益的一致性： 毛澤東強調，蘇聯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和平政策，蘇聯的利益與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是相互聯繫的。文章通過回顧蘇聯在國際事務中對世界和平事業的貢獻，反駁了那些認為蘇聯追求戰爭、而不利於世界和平的觀點。這種澄清對中蘇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當時英法等國試圖挑動戰爭、製造中蘇矛盾的背景下。
表明蘇聯對當前世界大戰的中立立場： 毛澤東明確指出，英法與德國之間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性質的掠奪戰爭，蘇聯不會參與這種非正義的戰爭。蘇聯保持中立，並堅持援助正義的、非掠奪的、謀解放的戰爭，比如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援。通過這種表態，毛澤東向國內外傳達了蘇聯的立場，表明蘇聯對中國抗戰的支持是明確的，也為中蘇之間的友好關係提供了進一步的政治基礎。
澄清蘇聯進軍波蘭的性質： 對於蘇聯進軍波蘭東部的問題，毛澤東強調這是蘇聯為了解放波蘭東部少數民族、收復歷史上被強奪的領土，並制止德國進一步東進的行動。這種行動是正義的，與德、英、法的帝國主義掠奪行為不同，蘇聯的行動得到了當地少數民族的歡迎。這一觀點對當時中國國內一些對蘇聯進軍波蘭產生誤解的人群進行了有力的解釋。
強調中國的抗日外交政策和蘇聯的作用： 毛澤東指出，中國的抗日政策必須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爭取一切可能的外援。蘇聯是中國抗戰的重要支持者，他特別提到蘇聯利益與中國的民族解放利益長期一致，這對消除國內對蘇聯可能停止對中國援助的擔憂非常重要。
毛澤東的戰略思維
明確敵友，立場鮮明： 毛澤東將蘇聯與英法、德國進行明確區分，強調蘇聯是世界和平和反法西斯事業的支持者，而英法與德國則是在進行帝國主義掠奪戰爭。他通過清晰的敵友劃分，確保中國抗日戰爭中能夠明確爭取到的國際支持來源，並增強國內人民的信心。
保持中立與利用矛盾： 在英法與德國的戰爭中，蘇聯保持中立，這是毛澤東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的。保持中立使得蘇聯避免捲入帝國主義戰爭，同時也避免被英法的挑動利用。這種策略顯示了在大國博弈中以最小代價維護自身利益的智慧，也是靈活利用國際形勢、通過矛盾制衡來獲得生存與發展空間的體現。
辯證地看待國際關係： 毛澤東一方面強調蘇聯利益與人類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則指出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並通過揭露英法的“坐山觀虎鬥”政策來顯示他們並不是真心希望世界和平。通過這樣的分析，他展示了辯證地看待國際關係的思維方式，看到各國利益的相互衝突與合作的可能性，從中尋求對中國最有利的方向。
堅持原則和靈活應對的結合： 毛澤東在文中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和中國的外交政策的論述，展現了堅持基本原則（如支持正義戰爭）的同時，又能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靈活調整。例如，他談到蘇聯是否會簽訂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時，明確指出蘇聯不會在條約中放棄援助中國的原則，這種表述反映了在實際操作中既靈活又堅持原則的戰略思維。
如何獲得毛澤東的戰略和思維能力
深入理解國內外形勢： 毛澤東的戰略能力來源於對國際政治形勢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對不同國家利益的分析和判斷。因此，要獲得這種戰略思維，需要對國內外形勢進行深入研究，特別是對大國之間的博弈和利益進行細緻的分析。通過學習歷史、國際關係理論、當前的國際政治和經濟局勢，可以逐步培養自己看待問題的深度和廣度。
辯證思維與全域觀： 毛澤東能夠清晰地分析出不同國家在戰爭中的角色及其利益衝突，這種辯證思維和全域觀來自於他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理解和運用。因此，要提高這種戰略思維，需學習和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培養對問題的全面看法和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把握，能夠從矛盾中看到解決問題的途徑。
堅持原則與靈活性結合： 毛澤東在制定政策時既有堅定的原則，又能靈活應對。例如他堅持支持正義戰爭，同時對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持開放態度，並在可能與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上保持靈活的態度。因此，培養戰略能力不僅要有清晰的原則立場，還要具備靈活應對複雜形勢的能力。在實際工作中，這意味著在原則問題上不動搖，但在具體操作上要根據形勢變化靈活調整策略。
敏銳的洞察力和預見性： 毛澤東能夠預見到張伯倫等英法領導人通過各種手段挑動德蘇對抗的企圖，並指出其陰謀，這反映了他極為敏銳的洞察力和對未來形勢發展的預見性。因此，要培養這種能力，需要保持對事物的敏感性，不斷分析和預測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通過對歷史事件的深入分析、建立邏輯聯繫，以及對當前事件的敏銳關注，可以逐步提高這種洞察力。
人民視角與實事求是： 毛澤東始終從人民的立場出發，他指出，蘇聯的利益與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一致，這反映了他對人民立場的重視。因此，要獲得毛澤東的戰略思維能力，也必須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避免只從精英的角度看待問題。通過多與基層接觸、瞭解人民的需求與實際困難，可以培養這種實事求是的戰略思維。
通過以上幾方面的學習和實踐，可以逐漸培養出如毛澤東那樣深刻的戰略思維，使自己在複雜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中能夠做出明智的判斷與決策。毛澤東的戰略不僅在戰爭時期對中國的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在現代管理、國際關係、社會治理等領域也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當著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二周年紀念快要到來的時候，中蘇文化協會要我寫一篇文章。我想根據我的觀察，說明幾個和蘇聯和中國都有關係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目前正在中國廣大人民中間議論著，似乎還沒有得到確定的結論。我想乘此時機，對這些問題提出一點意見，貢獻給關心歐洲大戰和中蘇關係的人們，作為參考，或者不是無益的。
有些人說：蘇聯利於爆發世界大戰，而不要求世界和平的繼續；這次大戰的爆發，就是由蘇聯不同英法訂立互助條約而同德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1]所促成的。這種意見，我以為是不正確的。因為在過去很長的時期中，蘇聯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和平政策，這種和平政策就是以蘇聯的利益和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聯繫著的。在過去，蘇聯不但為了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需要和平，需要鞏固蘇聯和世界各國間的和平關係，不使發生反蘇戰爭；而且需要制止各法西斯國家的侵略，制止各所謂民主國家挑撥戰爭的行為，需要儘量地延緩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爆發，爭取世界範圍內的和平。多年以來，蘇聯對於世界的和平事業，盡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它加入了國際聯盟[2]，同法國同捷克都訂立了互助協定[3]，竭力想同英國及一切願意和平的國家訂立保障安全的條約。當德意聯合侵略西班牙，而英美法採取名義上“不干涉”實際上放任德意侵略的政策的時候，蘇聯就積極地援助西班牙政府軍反抗德意，而反對英美法的“不干涉”政策。當日本侵略中國，英美法採取同樣的“不干涉”政策的時候，蘇聯就不但同中國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而且積極地援助了中國的抗日。當英法兩國犧牲奧國和捷克縱容希特勒侵略的時候，蘇聯就竭力揭穿慕尼克政策[4]的黑幕，向英法提議制止侵略的進一步的發展。當今年春夏波蘭問題緊張、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的時候，不管張伯倫、達拉第[5]如何沒有誠意，蘇聯還是同英法進行了四個多月的談判，企圖訂立一個英法蘇互助條約，制止大戰的爆發。無如這一切，都被英法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縱容戰爭、挑撥戰爭、擴大戰爭的政策所障礙，世界和平事業就遭受了最後的挫折，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終於爆發了。英、美、法各國政府，並無誠意制止大戰的爆發；相反，它們是促成了大戰的爆發。因為它們拒絕同蘇聯妥協，拒絕同蘇聯訂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礎之上的互助條約，這就證明它們只願意戰爭，不願意和平。誰也知道，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拒絕了蘇聯，就是拒絕了和平。這一點，就是英國的路易喬治，這個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也是知道的[6]。在這種狀態下，在這個時候，德國願意停止反蘇，放棄《防共協定》[7]，承認蘇聯邊疆的不可侵犯，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就訂立了。英美法的計畫是：推動德國進攻蘇聯，它們自己“坐山觀虎鬥”，讓蘇、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後，它們出來收拾時局。這種陰謀，被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擊破了。國人不去注意此種陰謀，不去注意英法帝國主義的縱容戰爭、挑撥戰爭和促進世界大戰爆發的陰謀，實在是上了這些陰謀家的甜蜜宣傳的當。這些陰謀家，在西班牙問題上，在中國問題上，在奧地利和捷克的問題上，不但並無絲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縱容侵略，挑撥戰爭，使人為鷸蚌，己為漁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實則是“坐山觀虎鬥”。世界上多少人被張伯倫及其夥伴的甜蜜演說所蒙蔽，而不知道他們笑裡藏刀的可怕，而不知道在張伯倫、達拉第決心拒絕蘇聯，決心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蘇德才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現在這些人應該覺悟過來了。蘇聯這樣地維持世界和平到最後的一刻，這就是蘇聯的利益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現。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一個問題。
有些人說：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既然爆發了，蘇聯或者會參加戰爭的一方，就是說，蘇聯紅軍似乎即將參加德國帝國主義的戰線。這種意見，我以為是不正確的。現在爆發的戰爭，無論在英法方面，或德國方面，都是非正義的、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世界各國的人民，都應該起來反對這種戰爭，都應該揭穿戰爭雙方的帝國主義性質，即僅僅有害於世界人民而絲毫也不利於世界人民的這種性質，都應該揭穿社會民主黨擁護帝國主義戰爭背叛無產階級利益的罪惡的行為。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共產黨當權的國家，它對於戰爭的態度必然是鮮明的兩種態度：（1）堅決地不參加非正義的、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對於戰爭的雙方，嚴守中立。因此，蘇聯紅軍決不會無原則地參加帝國主義戰線。（2）積極地援助正義的、非掠奪的、謀解放的戰爭。例如，十三年以前，援助中國人民的北伐戰爭；一年以前，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德意的戰爭；兩年以來，援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幾個月以來，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戰爭；以及還必然地會援助將來其它國家其它民族中間可能發生的人民解放的戰爭和民族解放的戰爭，還必然地會援助有利於保衛和平的戰爭。關於這一點，蘇聯過去二十二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今後的歷史還將繼續證明。有些人把蘇聯根據蘇德商務協定同德國做生意一件事，看作是蘇聯參加德國戰線的行動，這種意見也是不正確的，這是把通商和參戰混為一談的緣故。不但不能把通商和參戰混為一談，也不能把通商和援助混為一談。例如在西班牙戰爭中，蘇聯是同德、意兩國通商的，但世人不說蘇聯援助德意侵略西班牙，而說蘇聯援助西班牙反抗德意的侵略，這是因為蘇聯確實地援助了西班牙的緣故。又如在中日戰爭中，蘇聯也是同日本通商的，世人也不說蘇聯援助日本侵略中國，而說它援助中國反抗日本的侵略，這是因為蘇聯確實地援助了中國的緣故。現在世界大戰的雙方都和蘇聯有通商關係，這種事實，對於雙方都說不到援助，更說不到參戰。除非戰爭的性質有了變化，某一國或某幾國的戰爭經過一定的必要的變化之後，對於蘇聯和世界人民有利的時候，那時才有援助或參戰的可能；否則是沒有這種可能的。至於依據交戰各國對蘇聯的態度是親蘇或反蘇的分別，使蘇聯對它們的通商不得不有多有少，有厚有薄，這是各交戰國自己態度的問題，不是蘇聯的問題。但是即使某一國家或某些國家採取了反蘇態度，只要它們還願維持外交關係，訂立通商條約，而不向蘇聯宣戰，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以前的德國那樣，蘇聯也不會同它們斷絕通商關係的。這種通商關係，不是援助，更不是參戰，這是應該認識清楚的。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
國內許多的人，對於蘇聯進兵波蘭[8]的問題，糊塗起來了。波蘭問題，應該分為德國方面，英法方面，波蘭政府方面，波蘭人民方面和蘇聯方面幾個方面來看。在德國方面，它是為了掠奪波蘭人民而進行戰爭的，是為了擊破英法帝國主義戰線的一翼而進行戰爭的。這種戰爭的性質，是帝國主義的，是不能同情的，是應當反對的。在英法方面，是把波蘭作為英法財政資本掠奪的物件之一，是為了在世界範圍內拒絕德國帝國主義重分它們的贓物而去利用波蘭的，是把波蘭當做自己帝國主義戰線的一翼來看待的，所以英法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英法的所謂援助波蘭不過是同德國爭奪對波蘭的統治權，同樣是不能同情的，是應當反對的。在波蘭政府方面，它是一個法西斯政府，是波蘭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政府，它殘酷地剝削工農，壓迫波蘭的民主主義者；它又是一個大波蘭主義的政府，因為它在波蘭民族以外的許多少數民族中，即在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猶太人、日爾曼人、立陶宛人等等一千余萬人口的非波蘭民族中，施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它本身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政府。在這次戰爭中，波蘭反動政府甘願驅使波蘭人民充當英法財政資本的炮灰，甘願充當國際財政資本反動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二十年來，波蘭政府一貫地反對蘇聯，在英法蘇談判中，堅決地拒絕蘇聯軍隊的援助。而這個政府又是一個十分無能的政府，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大軍，不堪一擊，僅僅在兩個星期的時間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國家，使波蘭人民遭受德國帝國主義的蹂躪。所有這一切，都是波蘭政府的滔天罪惡，如果我們同情這樣的政府，那是不對的。在波蘭人民方面，他們是犧牲者，他們應該起來反對德國法西斯的壓迫，反對自己的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建立獨立的自由的波蘭民主國家。毫無疑義的，我們的同情應該寄在波蘭人民方面。在蘇聯方面，則是採取了完全正義的行動。當時擺在蘇聯面前的問題有下面的兩個。第一個問題是：讓整個波蘭處在德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面呢，還是讓東部波蘭少數民族得到解放呢？在這個問題上，蘇聯選擇了第二條路。在那白俄羅斯民族和烏克蘭民族居住的一大塊土地，還是在一九一八年訂立布列斯特條約[9]的時候，就被當時的德國帝國主義從幼年的蘇聯手裡強迫地割去，而後來又被凡爾賽條約強迫地放到波蘭反動政府的統治下面。蘇聯現在不過是把過去失掉的土地收回來，把被壓迫的白俄羅斯民族和烏克蘭民族解放出來，並使免受德國的壓迫。這幾天的電訊，指明這些少數民族是怎樣地簞食壺漿以迎紅軍，把紅軍看做他們的救星；而在德軍佔領的西部波蘭地方，法軍佔領的西部德國地方，則絲毫也沒有這種消息。這就是表明，蘇聯的戰爭是正義的、非掠奪的、謀解放的戰爭，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援助人民解放的戰爭。而德國的戰爭，英法的戰爭，則都是非正義的、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壓迫他國民族、壓迫他國人民的戰爭。除此以外，在蘇聯面前，還有第二個問題，這就是張伯倫企圖繼續他的反對蘇聯的老政策。張伯倫的政策是：一方面大舉封鎖德國的西面，壓迫德國的西部；一方面企圖聯合美國，收買義大利，收買日本，收買北歐各國，使它們站在自己方面，以孤立德國；再一方面，則拿波蘭，甚至還準備拿匈牙利，拿羅馬尼亞，作為禮物，以引誘德國。總之，用威迫利誘種種辦法，推動德國放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使之倒轉槍口，進攻蘇聯。這種陰謀，不但過去和現在是存在著，而且將來也還會繼續的。蘇聯大軍的進入波蘭東部，是為了收復自己國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時也是制止德國侵略勢力向東擴展，擊破張伯倫陰謀的一個具體步驟。從這幾天的消息看來，蘇聯的這一方針，是極大地成功了。這就是蘇聯的利益和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蘭反動統治下被壓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體表現。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三個問題。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訂立之後的整個形勢，大大地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加強了中國抗戰派的地位，打擊了投降派。中國人民，對於這個協定表示歡迎，是很正確的。但當諾蒙坎停戰協定[10]訂立之後，英、美通訊社紛傳日蘇互不侵犯協定行將訂立的消息，中國人民中間就發生一種憂慮，有些人認為蘇聯或者將不援助中國了。這種觀察，我以為是不正確的。諾蒙坎停戰協定的性質，和過去張高峰停戰協定[11]是一樣的，就是說，在日本屈膝之下，日本軍閥承認了蘇蒙邊疆的不可侵犯。這種停戰協定，將使蘇聯增加對於中國援助的可能，而不是減少其援助。至於所謂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在過去多年之前，蘇聯就要求日本簽訂，日本始終拒絕。現在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一派，要求蘇聯訂立這種條約，而蘇聯是否願意訂立，須看這個條約是否合乎蘇聯利益和世界人類大多數利益這一個基本原則而定。具體地說，就是要看這個條約是否不和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利益相衝突。據我看，根據史達林今年三月十日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根據莫洛托夫今年五月三十日在蘇聯最高議會上的演說，蘇聯是不會變更這個基本原則的。即使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有訂立的可能，蘇聯也決不會在條約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國的行動。蘇聯的利益和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決不會互相衝突，而將是永久互相一致。這一點，我認為絕對沒有疑義。那些有反蘇成見的人，借著諾蒙坎停戰協定的訂立和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傳聞，掀風鼓浪，挑撥中蘇兩大民族間的感情。這種情形，在英美法的陰謀家中，在中國的投降派中，都是存在的，這是一種嚴重的危險，應該徹底地揭穿其黑幕。中國的外交政策，很明顯的，應該是抗日的外交政策。這個政策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棄一切可能爭取的外援。而所謂外援，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的情況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會主義的蘇聯；（2）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只有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謂外援，即使還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暫時的。當然，這些部分的暫時的外援，也是應該爭取的，但決不可過於依賴，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交戰各國，中國應該嚴守中立，不參加任何的一方。那種主張中國應該參加英法帝國主義戰線的意見，乃是投降派的意見，不利於抗日和不利於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意見，是應該根本拒絕的。這就是我要說的第四個問題。
上述的這些問題，都是當前國人議論紛紛的問題。國人注意國際問題的研究，注意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中國抗日戰爭的關係，注意蘇聯和中國的關係，而其目的是為了中國抗日的勝利，這是很好的現象。我現在提出我對於上述各問題的一些基本觀點，是否有當，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注釋
[1] 見本卷《關於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注〔2〕。
[2] 國際聯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法、日等國為了協商宰割世界和暫時調節相互之間的矛盾而成立的國際組織。一九三一年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以後，為了擴大侵略行動的便利，於一九三三年宣告退出國聯；一九三三年德國法西斯黨執政，為了準備侵略戰爭的便利，也退出了國聯。就在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威脅日益擴大的時期，蘇聯為了使國聯變成揭露侵略者、爭取世界和平的場所，於一九三四年加入了國際聯盟。
[3] 蘇法和蘇捷兩個互助條約都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訂立的。
[4] 見本卷《反對投降活動》注〔5〕。
[5] 見本卷《關於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注〔3〕。
[6] 路易喬治，即勞合•喬治，英國資產階級自由党領袖之一。一九三八年冬，英法政府準備同德意法西斯政府舉行協商，十一月九日勞合•喬治在議會中說：拒絕蘇聯參加協商，就不可能取得和平。
[7] 見本卷《關於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注〔5〕。
[8]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出兵侵入波蘭，佔領了波蘭的大部分土地。十七日波蘭政府逃亡國外。蘇聯為了防止德國法西斯的東侵，於九月十七日進兵波蘭東部。
[9]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23〕。
[10] 自一九三九年五月開始，日“滿”（偽滿洲國）軍在“滿”蒙邊境諾蒙坎地方，向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軍隊進攻。在蘇蒙軍的自衛反擊下，日“滿”軍遭到慘敗，向蘇聯要求停戰。九月十六日，諾蒙坎停戰協定在莫斯科簽訂，主要內容是：一、雙方立即停戰；二、蘇蒙和日“滿”雙方各派代表二人組織委員會，以勘定“滿”蒙發生衝突地帶的界線。
[11] 張高峰，即張鼓峰。一九三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日軍在中國、蘇聯交界處的張鼓峰地方，向蘇軍挑釁。在蘇軍的有力回擊下，日軍失敗求和。八月十日，蘇日在莫斯科訂立張鼓峰停戰協定，規定雙方立即停戰，發生衝突地帶的雙方界線的最後標定，由蘇聯代表二人、日“滿”代表二人組織混合委員會調查處理。
